沒有七一遊行的香港

過去香港，每年七一都有示威遊行。甚至乎，有幾年香港人七一上街，被某些人譏笑是行禮如儀，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際效果。

究竟七一遊行象徵甚麼？象徵這個城市仍然有言論自由？那些年的特區政府，也會例行公事地說：「遊行和平有序；政府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如是此，大家各取所需，翌日，太陽如常升起，繼續上班、上課。

坦白講，香港這個城市，本來是很容易統治。經過英國殖民地統治百多年的馴化，香港人至少有幾個政治上的特點：一，只看結果；不介意由誰去統治這個城市，只要大家可以安居樂業。二，亦不求當家作主；大前提是統治這個城市的人，最低限度上做到公平公正。

結果，香港人被認定了是「政治冷感」。尤其是在 1997 年前後，這種政治冷感的氣氛格外明顯。那幾年香港幾家大學的學生會，甚至連「上莊」也有困難。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香港人面對的轉變，其實也很突然，尤其是社會經濟上，亞洲金融風暴和負資產帶來的打擊，是前所未見。

但在這種環境下，面對著政府的無能，無助的香港人也沒有將怨氣發洩到別人身上，也沒有在街上，只是默默地處理自己的問題。

記得有位讀者跟我講過，他在 1990 年代初賺了點錢，也買了些物業收租，本來是可以不用工作提早退休。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他不但失去了工作，租金收入也失去預算，要將大多數的物業蝕讓套現，自己也由九龍塘的豪宅，搬到九龍灣的淘大。最初，他開過一段日子的士，後來在旺角找到了一份工作，但為了省錢，每日步行個半小時去上班；他說：「當做運動囉。」

我不敢說這位讀者是否可以代表了絕大多數香港人，但他的經歷應該可以令我們對曾幾何時的香港有更深入的認識。我清楚記得，在 1997 年樓市最瘋狂的日子，有些人買了遠在天水圍的嘉湖山莊，部份買家見形勢不妙，本想「撻訂」止蝕離場，但被發展商追收差價。當時的輿論甚至會指，買家不應「輸打贏要」，要尊重合約精神。

試問這樣的城市，這樣一群順民，都不統治不了，中共究竟憑甚麼去統治十四億人？

跟其他極權主義都是一樣，中共要人民絕對的服從。人民不但不可以拒絕政權的任何要求，甚至要以最誇張的方法，表示自己服從，更加要旁人見到一清二楚，否則當權者是不會安心。

最諷刺是，當權者卻每日擺出一副君臨天下，萬民敬仰的姿態。其實他心知肚明，身邊每個人都只是在欺上瞞下。香港人也心了解到中共的本質，所以曾幾何時我們卑微的願望只是：讓香港繼續做一個山高皇帝遠的安樂窩。

所謂一國兩制，很多人以為是讓香港人和外資安心，去接受成為中共屬地的一個承諾。對不起，大家都搞錯了。從中共的角度，一國兩制這堵防火牆，真正功能是讓中共可以享受得到國際金融市場帶來的好處，但又不用面對改革的壓力。若然沒有香港為中國經濟帶來訂單和資本，八十年代打後的三十年，中共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改造那落後的經濟，甚至乎早就要像蘇聯那樣，成為歷史。

最初提出一國兩制，不是為了香港人和外資，而是為了中共自身的利益。但是當中共以為，可以不依賴外資，不用外貿也能夠自給自足，所謂一國兩制就立即變質。香港由本來的經濟改革催化劑，變成中共不同派系的資金避風港。 2012 年習近平上場後，中共除了強調國家安全，亦經常講到團結。說穿了，中共的最大隱憂是內部權力結構出現裂痕。香港安全港的角色，卻竟然成為這個時代代中共統治者消除黨內派系的絆腳石。 請記緊，中共所謂的國家安全，更正確一點應該說是中共統治的地位；習近平最擔心的，還是身邊的潛在政敵。遠在天邊的美國總統，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本來，大多數香港人，都接受了這個城市的宿命，是由英國屬地變成中國屬地；可惜在那個時空下，大家都有個錯覺，以為中共只是要香港成為屬地，但最終會像英國那樣，積極不干預。

究竟甚麼是積極不干預？當年英國對香港的態度，首先，是香港不要成為倫敦的包袱，但也不會要求香港為英國做些甚麼；其次，亦沒有要求香港人認同英國的文化。第三，英國更沒有要香港人臣服於女王；總督雖然是從倫敦派來，但整個管治香港的機器，還是包含了本地財團、精英和社會賢達。換句話說，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香港是由倫敦和香港的精英共治；話雖如此，那時候大多數人都沒有想過要甚麼「當家作主」，每個人為自己作主就已經是難能可貴。

甚至 1980 年代的香港前途談判，香港人也沒有參與的資格。假如說香港人要憤怒，要反抗，要作對，在那時候就應該要起來爭取香港獨立。但香港人並沒有那樣做。

當時香港人真的以為，高度自治是真的；甚至乎當時港人會認為，高度自治比獨立更可取，更合乎現實，亦更合符各方利益。

所謂「高度自治」的裂痕首次曝光，出現在 2002 年中共換屆之後；那一年有幾件事香港人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是沙士，二是廿三條，三是經濟衰退。香港第一次大規模的七一遊行，就是在 2003 年。事過境遷，部份香港人覺醒了，變得更積極爭取雙普選；但當時香港的民主派也只是希望以選舉政治來維繫香港的特殊狀態，而不是求當家作主。

香港第二次群眾覺醒，是 2014 年的雨傘運動。當時的觸發點就是人大八三一決定；變相是向香港人宣布，雙普選是永遠都不可能發生的事。雨傘運動的結束，是因為香港人的疲倦了，見到再堅持下去也爭取不到甚麼。

2019 年的抗爭運動，觸發點是送中條例；當時香港已經「水浸眼眉」。當時我們都知道，那是香港人最後一次機會上街。

大家請不要嫌我累贅，讓我再講多一次：「香港人本來是順民。」

在中共眼中，任何人都可以是政權的敵人，任何人都會威脅到統治。其實自 1949 年，真正讓中共為所欲為的操作，背後就是令舉國上下都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只有這樣敵我分明，領導人才可以每晚安心入睡。

但只要細讀歷史就會明白，牆外世界根本沒有人有興趣去統治中國；這片土地上就只有廉價的勞動力。沒有外來的資本和知識，神奇國度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就只有不斷內捲，不可能有所作為。

自 1842 年，155 多年來，香港卻在陰差陽錯下，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本和知識。英國從來都沒有要求香港人絕對服從，更沒有要求香港的既得利益者，要時時刻刻分分秒秒公開感激女王。但我相信有不少香港人都會認同，就在那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我們和香港避過了廿世紀中國大陸的各種人禍。

無錯，香港人本來的願望，就是每日有兩餐安樂茶飯。我們不求甚麼當家作主，但願不用做違背良心的事，能夠過自己的日子。或許有人會覺得，香港人有這種順民思想就是「港豬」。但在太平盛世之下，誰會想終日都記掛甚麼國仇家恨？我甚至會認為，正因為大家都是港豬，才造就了這個城市過去的多元開放包容。

又記得，有幾年七一的遊行隊伍，甚麼政治主張都有，根本就像一個有政治主題的嘉年華會。現在這個特區政府，連七一遊行都要怕；權貴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只是說明，中共已經成功地將敵我矛盾的意識形態，灌輸到這群人的腦海中。

我也想在這一天寄語現在仍身處香港的朋友：「你們雖然表現得政治冷感，你們這樣做亦當然也是為了自保；但你們的沉默，卻同樣可以反映出這個政權的慌張和荒謬。」

香港人加油；後會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