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立法會的答問環節上，聽到很多關於政府和議員談論如何將香港變成一個有創新能力的經濟體。但每當聽到他們這些「假大空」的言論時，不禁讓我思考，究竟這班人明不明白一個繁榮的社會需要什麼條件。
繁榮和創意是兩回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為何像香港這樣的社會不僅無法保持繁榮，更不可能變成真正有創造力的社會。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一個繁榮的社會，一個繁榮的經濟，就像一團火一樣，而自由就像這團火燃燒時所需的氧氣一樣。隨著現在香港的低氣壓，我們越來越少這些氧氣，我們看到香港的經濟進入了寒冬。
這不是表面上的經濟衰退，也不是一個週期性的現象，而是因為我們制度上，系統性地失去了自由。
極權專政的社會很喜歡將社會簡化；用那種由上而下的指令，將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大工廠來運營。管理工廠的人喜歡將不同的工序簡化，變成一些最簡單、最沒有技術含量的步驟，這樣可以請一些低技能的勞動力，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最多的產品。
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不是一間工廠。這種大工廠的構想，式其實有它的代價；代價就是在其中你沒有犯錯的空間。沒有犯錯的空間，聽起來好像很好，但我們知道，很多創新和顛覆性的思維，在過程中是透過不斷犯錯，甚至是刻意犯錯，去找出最終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當一個經濟、一個社會變得越複雜，它需要的專門知識其實是越多。在我們現代經濟中，這種超級分工、超級專業化的社會裡，其實很多人只是擅長自己懂得做的那一小部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完全掌握整個經濟中的複雜性。如果你想微觀地管理每一個人，是行不通的。所以，如果要有一個真正高度複雜、極度繁榮的社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製造一個公平競爭，同時讓人們有足夠的信任去互相合作的環境。而先決條件就是保護產權，有獨立的司法制度，有穩定透明度高、可預見性高的公共政策；以上這些條件，背後雖要有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制。
以矽谷為例，像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就是誕生在一個這種嘗試和創新的環境中。想像一下，如果英特爾是一個國有壟斷企業，會不會有 Nvidia？會不會來引爆AI革命？
政府要管治這種開放社會，成本也非常高。為甚麼大多數發達國家，最終會轉向債務融資和貨幣政策來維持其政治驅動的福利國家？就是因為政府根本不可能從這些複雜的經濟活動抽稅然而，這些政府要舉債，他們需要一個複雜的金融行業。否則，正如我們從發展中國家的例子見到，沒有這些必須要等條件又去強行做同樣的事，結果往往以經濟災難告終，導致貨幣貶值和失控的通貨膨脹。
假如今日有一件事要記得，那就是創新是迫不來的。
試圖強迫創新，但這就像從石頭中擠出血一樣。
近年中國人，可能會吹噓他們所謂的「創新」，但其實大多「轉空子」，又或者是將別人的成功照辦煮碗的複製，甚至只是毫不知恥的知識產權盜竊。真正的創新，要的是有願境，要對未來有一種想法，要有顛覆現狀的決心。然而，中共和其他專制社會由上而下的做法，往往只是將財富轉移到政治內幕人士、尋租者手中。
事實上，中國文化不鼓勵創新。中國文化強調和諧與團結，並且不鼓勵不同意見，不會鼓勵顛覆現狀。另外，中國人不懂得如何以事實、客觀、理性和紳士的方式處理分歧。大多數中國人即使有更好的想法，也會選擇沉默。又或者遇到有不同的觀點，就在背後用陰招打擊對手。經過幾代人的積累，還未發展出科學方法，繼續崇拜權威。
五四運動，並沒有為這個民族帶來民主和科學，西方社會自啟蒙時代的一切價值觀，都沒有真正落地生根。
在專制極權的社會裡，最壞的情況就是喪失自由，這等於很多人喪失思考的能力，喪失理性討論，喪失對客觀事實的追求。即使情況沒有那麼嚴重，也會導致人們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會提出自己的主張。當一些人不去思考，或者有思考的人，不願意將他的想法公諸於世時，這種社會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
我們現在見到香港的衰落，不是一個週期性現象，而是一個結構性現象。繁榮、創新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鐵三角。只有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才可以有那種繁榮，才會有那種創造力；所以當我聽到政府說要將香港建立成一個創新的社會時，我覺得這是天大的笑話。
甚至乎，香港本來就不是一個以創新見稱的地方。
我們的繁榮只是因為中國那十幾億人沒有自由去進行金融財經的交易，香港曾經有過一個很繁榮的國際金融中心。而這個繁榮的國際金融中心，在某程度上也是建立在我們有公平競爭的機會，足夠的信任去互相合作。現在我們看到這些信任正在崩潰，公平的環境正在消失。我們失去了自由，有想法的人不出聲，漸漸地大多數人都不會去思考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會有創新呢？
我並不是天真到認為，這樣說出來會令政府有所改變，或者是令北京回心轉意；這些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他們的本質源自於一些深層次的文化特點，以及他們本質上就是將社會視為一個大工廠，只需要用最低的成本製造最多的產品就等於繁榮。
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繁榮。
真正的繁榮意味著我們不斷發掘社會裡面可以進步的空間，可以改善的地方。在發掘這些可以改善的空間和進步的地方時，其實就等於挑戰現狀，挑戰常規。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我們又憑什麼去談挑戰常規、挑戰現狀呢？
無自由的香港憑甚麼講經濟繁榮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