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共有64個國家、超過20億選民參與了選舉，這樣密集的政治活動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在我們回顧這些全球政治變局時，一個趨勢尤為明顯：執政黨在多國普遍遭遇困境。
美國民主黨不僅失去了白宮的控制權，參眾兩院也均由共和黨成為多數黨。類似地，英國的保守黨被工黨擊敗，後者在15年後重新執政。法國方面，由馬克龍領導的復興黨（Renaissance）在議會席次上大幅減少。儘管馬克龍仍為總統，但他在國會中的弱勢地位迫使他與其他政黨結盟，以維持執政能力，這也凸顯了當前政治格局的脆弱性。
歐洲其他國家如葡萄牙、立陶宛及奧地利，同樣出現了執政黨失去主導權，或需要通過聯合政府才能繼續執政的情況。在亞洲，日本的自民黨失去了議會多數席次，其傳統盟友公明黨也在此次選舉中遭受重挫；南韓則面臨類似的不穩定狀況。
即使在印度，儘管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仍然舉足輕重，但在今年的選舉中543席中僅獲得240席，無法獲得絕對多數。 非洲也未能例外，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首次不得不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
為何這麼多執政黨失去選民支持？我們必須提出兩個核心問題：
1. 是甚麼因素推動了這一全球趨勢？
2. 這是一個週期性的現象，還是結構性變化的反映？
經濟問題無疑是最顯而易見的影響全球各國的最大公因數；自2022年以來，全球各國普遍面臨高通脹，這使選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急劇升溫。雖然通脹對任何政府來說都很難完全控制，但經濟管理上的失誤往往會成為選舉中的致命傷。
回顧疫情期間，全球各國政府大幅增加公共支出，以應對危機。儘管當時的 GDP 數據似乎未出現嚴重下滑，但這種「增長」主要是由政府支出帶動，而非私營經濟的生產力提升。這種公共開支的依賴已為長期的通脹壓力埋下伏筆。
此外，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全球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歐洲首當其衝。能源危機、成本上升和經濟停滯進一步加劇了選民對執政黨的怨恨。
除了經濟週期外，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場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變化。現代社會正日益被資訊科技、社交媒體及傳統媒體的去中心化所改變。像 Twitter、YouTube 這樣的平台放大了網絡意見領袖（KOL）的聲音，重塑了公眾意見和政治參與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超級富豪如 Elon Musk 和 Ray Dalio，也積極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影響力。他們透過這些平台影響公眾認知，並進一步參與政治。例如，Musk公開支持Donald Trump，據報捐款超過1億美元。更重要的是，他與 Trump建立了緊密的「惺惺相惜」關係，這反映了影響力與政治權力之間日益密切的聯繫。
民粹主義與威權政權
在民主社會中，民粹情緒不斷高漲；而威權政權則面臨不同的挑戰。像中國、俄羅斯及伊朗這樣的獨裁國家，其領導人對外界的動盪和不穩定充滿恐懼，變得更加神經質，加強了對國內的控制。
然而，民粹主義的崛起也給民主體制帶來隱憂。在高度極化的社會中，許多人將政治立場與個人身份緊密結合，這加劇了分裂並削弱了理性對話的空間。
新加坡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儘管人民行動黨（PAP）長期穩居執政地位，近期卻面臨一些爭議，例如李顯揚（前總理李顯龍的弟弟）因家庭糾紛而赴英國尋求政治庇護。這起事件不僅牽涉家務事，還可能揭示了新加坡政治結構中的深層問題。
儘管如此，新加坡政府在國際關係中的務實態度和治理模式仍值得學習。然而，新加坡的成功並非可以輕易複製，因為文化、規模及地理環境的差異使其治理模式具有高度獨特性。
科技如何塑造未來社會
我們不能忽視科技對社會運作的深遠影響。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曾指出，人類最大的特點是想像力，這讓我們能構建共同的信念與社會結構。而當代的科技正重新塑造這些共享價值，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興起，使得擁有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這種權力的去中心化為個人提供了新機遇，但也加劇了分裂與錯誤資訊的擴散。
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我們必須避免簡單地站隊於左或右、紅或藍。相反，在亂流當中，我們應追求保持個人原則，清醒、冷靜和更深刻地理解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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