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試圖對臺灣實行「認知戰」，影響臺灣人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之前談到臺海關係時，我也曾說過，中共對臺灣的首要策略並不是動用軍事手段，而是先從心理戰和認知戰入手，這是他們一貫的作法。然而，當提到「統戰」時，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秘密行動，充滿陰謀氣息。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策略和部署其實是非常公開和透明的。中共的「中央統戰部」有一個官方網站，詳細介紹他們在過去100年裡的統戰工作。從中共的角度來看，統戰是合情合理的行動，他們不認為自己在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
然而，中共經常指責他國「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但當他們自己進行類似行動時，卻認為理所當然。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了解中共的「戰爭思維」。在他們看來，與世界的競爭本質上就是一場戰爭。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的行動不僅合乎邏輯，甚至顯得理所當然。而當其他國家對他們採取類似行動時，他們則視之為「侵略」和「威脅」。
從歷史的角度看，統戰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列寧提出的。當時，他的目標是拉攏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讓他們至少保持中立，從而集中力量對付階級敵人，這些敵人主要是大地主和官僚資本主義者。到了中共時期，毛澤東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並將其推向極致。毛澤東曾說，中共有三大「法寶」：一是黨的建設，二是軍隊，三就是統戰。而與列寧的統戰策略相比，中共的統戰更側重於如何「分化敵人」，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要補充的是，統戰的工作不僅僅是由「統戰部」負責的，而是整個中共體系的共同任務。每一個部門、每一個機構，都在不同程度上肩負著統戰的責任。
中共的統戰對象不僅是海外世界的人，還包括國內的特定群體，包括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社會知名人士、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宗教人士等。到1978年後，統戰的對象擴展到了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即私人企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
2021年，中共又將「新社會階層人士」列為統戰對象，這些人包括：
企業管理和技術人員
中介組織、社會組織的從業人員
自由職業者
新媒體從業者；即是我們所謂的「網紅」。
如果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我會將中共的統戰模式劃分為1997年之前和1997年之後的兩個時期。在1997年之前，又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1949年之前：當時中共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統戰對象多為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文化藝術界人士。
1949年至1967年：國民黨退守臺灣，中共的統戰目標轉向知識分子、文化界和支援中共思想的群體，韓戰期間，統戰重點變為「反美、反帝」。
1978年至1997年：改革開放後，統戰的重心擴大到工商界、金融界、專業界別、文化演藝界等群體，這也是為了準備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
在1997年之後，統戰的範疇變得更加廣泛和系統化。這一過程可以從香港的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成員的選擇上窺見端倪。最初，選委會分為四大界別：
工商金融界
專業界別、文化界、演藝界
勞工、基層、宗教界
立法會、區議會、鄉議局等
後來，選委會又加入了第五個類別，即「港漂」。
理論上，這些選委往往在各自的圈子中具有影響力，能夠對其他人施加影響。但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就算四大界別，背後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香港的幾個財閥家族控制的，這對中共來說是極為不安的。對中共而言，這本來是他們對香港統戰的一個藍圖，但後來發現，統來統去都是這幾個家族的人掌控著局面。
當時的地產黨有一個想法，認為控制了這些界別後，中共就必須與他們「共治香港」；但這個共治的模式，根本不是中共能接受的。所謂的「共治香港」，只不過是香港地產黨一廂情願的想法。
地產黨的這種幻想，是建立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幾個詞語的承諾之上，讓他們誤以為，只要控制這些界別，中共就會將香港的治理交給他們。不過，事實正好相反，這種行動讓中共覺得地產黨已經在威脅他們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自2007年起，中共不斷嘗試削弱地產黨的影響力，手段包括在專業界別、演藝文化界、勞工界和基層宗教等不同範疇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2007年之後，香港出現了許多以前從未見過的新面孔，也冒出了不少所謂的「中間人」。
當我在《蘋果日報》工作時，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些人主動聯絡，說要介紹一位來自內地的「研究人員」給我認識。這些人聲稱是朋友介紹的，我通常也會見一見。見面時，這些所謂的「研究人員」不會表明自己的身份，來自的地區五花八門，有福建、深圳、浙江等地。他們經常詢問《蘋果日報》的運作模式等問題。
對於這類問題，我的回答通常是：「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章其實是《東方日報》，你找《蘋果日報》是沒用的，你不如去找《東方日報》。」結果，這些人多數不再聯絡我，可能他們覺得我是在「忽悠」他們。
我也知道，這些「研究人員」的來意不單純，他們一方面是來收集情報，另一方面是想看我這個人是否具有「統戰價值」。很快，他們就得出結論，認為我這個人沒有什麼統戰價值，於是不了了之。
但負責牽線的這些「中間人」，後來有一些卻飛黃騰達，成了高官。我觀察到，從2007年開始，香港的局勢發生了深刻的改變，香港的民主陣營內部矛盾加劇，民主運動出現了分裂的跡象。現在回想起來，這些分裂可能正是統戰行動的結果。
但我不想大家陷入恐慌，覺得身邊到處都是「鬼」；因為很多被統戰的人，其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統戰了。
說一下美國的情況。200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推動了一個名為「千人計劃」的項目，目的是招攬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的華人學者，尤其是55歲以下的名校畢業生、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和企業的高階技術人員。其實，人才爭奪戰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那時候中共就已經在這麼做了。2020年，這個計劃的名稱悄然消失，但「啟明計劃」依然在運作。
美國政府也高度關注這些行動，個別教授和研究人員因參與「千人計劃」而被FBI檢控，原因是他們非法將美國的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
除了在美國的統戰，我對日本沖繩的經歷也印象深刻。第一次去沖繩時，我發現日本共產黨在沖繩的勢力特別大。當時，沖繩的主要遊客來源是來自福建的旅客。我後來查詢了日本政壇的情況，發現日共在沖繩的勢力比其他地區要大得多。根據《關鍵評論網》的報導，2019年日共的八成收入來自於黨內刊物《赤旗》的銷售，總收入達到176億6千萬日元；這樣的收入模式使他們能夠在財政上自給自足。這讓我懷疑，日共是否也是中共的統戰對象。
接著是英國的情況。大家可能還記得，不久前，英國律師李正軀被MI5點名為「中共代理人」。李貞駒是中國駐英大使館的首席法律顧問，還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協會」的重要人物。他活躍於英國的政治圈，資助過工黨前能源部長 Barry Gardiner，甚至讓他的兒子進入 Barry的議員辦公室擔任助理。
最後，談一下臺灣的情況。根據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今年10月，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香港舉辦了一場活動，並邀請了一名臺灣的退休將領出席，該將領在活動中站立聆聽《義勇軍進行曲》，事後被臺灣軍方罰停領75%的退休金五年。
正如八炯和陳柏源（即閩南郎）所說，過去對中共統戰的印象，往往缺乏實質證據。然而，這次他們提供了一個實質的證據，顯示福建的某些人積極地招攬臺灣的網紅。其實不僅僅是網紅，軍方、政界等領域也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據說，八炯的下一集將專門討論針對政界人物的統戰行動。
我想補充一點，我有兩位臺灣學者朋友——佘建源和劉玉晢，他們是一對夫婦。佘建源在高雄的中山大學任教，劉玉晢在臺北的世新大學教書。他們和另外兩位研究員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分析臺灣的宮廟（主要是媽祖廟和關帝廟）對選舉的影響。通過計量經濟學模型，他們試圖找出這些宮廟的活動如何影響選舉結果。研究顯示，許多宮廟對選舉有一定影響，而資金來源也跟中國有關。雖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推測，但也提供了一些實質證據，說明中共的統戰行動確實對臺灣選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總結我對不同地方的統戰的觀察——包括香港、美國、日本、英國和臺灣。事實上，很多被統戰的人是「機會主義者」，他們是自願參與的，不用特意去統戰「圈套」，但也有一部分人屬於所謂的「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這樣的 useful idiots 有些因為反美情緒強烈，導致自己成為中共的統戰目標。
只要他們不斷批評美國，就可能成為中共的「可用資源」。此外，在港英時代，有一些人雖然未必真的喜歡共產黨，但他們更憎恨英國的殖民統治，這類人大多是大中華主義的信徒。有些人一開始說自己支持國民黨，但後來一步步被統戰，最終成為中共的幫手。
八炯和閩南郎也分享了他們的觀察：最容易被統戰的網紅，很多並不是談政治或時事的，而是討論生活、旅遊等主題的內容創作者。他們的共同特徵之一是「強烈民族認同感」，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自己就會被欺負。閩南郎本人也說，他年幼時就有這種感受，長大後去美國讀書時感受到「被歧視」，進一步加強了他的這種心態。
我在香港也見過類似的情況；有些人認為自己在殖民地時期被歧視，特別是英文不好的情況下，對英國人的態度產生了不滿。這些人中，有一些我認識很多年，最初可能只是前線的社區幹事、區議員，但後來一步步變成了「大中華主義者」，甚至是「建制派」中的活躍人物。
另一類機會主義者則較為現實。有些人可能認為，中共不會花太多錢買通所有人。但事實上，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收買一批網紅的成本並不高。比如說，中共的策略是邀請臺灣的網紅到大陸旅遊、參加活動，這些開支非常有限。根據陳柏源的說法，這些去大陸謀生的臺灣網紅，賺到的錢可能比留在臺灣還少。但問題在於，這些人一旦在臺灣開了頭，宣稱自己在大陸發展，往往就無法「回頭」，最終只能「越洗越深」。
在香港的統戰情況中，我也看到類似的模式。我稱這些人為「藍朋友」。很多所謂的「藍朋友」，其實並沒有在大陸賺到大錢，大部分人只能賺到幾萬元。這些「藍朋友」或者所謂的「建制派」中人，從成本效益的角度看，他們的「價格」非常低廉。
但這些人通常沒有什麼忠誠度；當利益受到直接衝擊時，他們的立場會迅速反轉。閩南郎和華記正能量的轉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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