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公平工作委員會最近裁定，十八歲至二十一歲的青年工資將逐步與成年人看齊，不再容許打折。這項決議在工會眼中是歷史性的同工同酬勝利，但在冷峻的經濟現實面前，這恐怕是將競爭力最低的一群人推向更深淵的開始。
一直以來，最低工資制度對於社會邊緣勞動力，包括殘疾人士或缺乏經驗的年輕人，往往設有豁免或差別待遇。這並非歧視，而是為了彌補他們與熟練工之間在成本效益上的差距。如果一個僱主聘請毫無經驗的十五歲少年，與聘請一名有數年經驗的二十一歲成人需要支付相同的薪金，市場邏輯必然會導向後者。當這種保護性的差別待遇消失，年輕人的第一份工作機會也隨之消失。
嚴峻的現實是，人工智慧與自動化設備正大規模取代低技能職位。走進麥當勞或連鎖零售店，自助訂餐機已經取代了大部分收銀位置。當聘用人手成本因為法例強制增加，企業應變的方法是投資在技術。炸雞店九成員工是二十五歲以下，平均年齡只有十七歲，這些崗位是許多年輕人學習社會與職業紀律的起點。這年齡族群目前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再抬高相關門檻，恐怕為社會下一波不穩埋下伏線。
有人會引用紐西蘭的例子，指出取消青年差別工資後並未見到嚴重的負面就業影響。然而，單一數據往往掩蓋了複雜的替代效應。當餅的總量沒有做大，政策性的重新分配只是打工仔在剝削其他打工仔，或者既得利益者透過提高進入門檻來保護自己的飯碗。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從不會公開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販賣廉價的同情心與公平論述，實際上收窄基層向上流動的縫隙。
年輕人需要的是進入職場磨練的機會，如果我們不能看透這場名為公平的分配遊戲，最終受害的只會是那些我們口中想要保護的年輕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