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為何在南丫海難一案中，財利船廠未有安裝水密門的決定未被法庭視為「嚴重疏忽」？
答：根據法庭供詞，船廠董事指出當年不安裝水密門是基於「可浸長度」（Floodable Length）的計算結果，認為在該數據下無需安裝。法庭接納這是一個「合理的設計選擇」（Rational Design Choice）或專業判斷失誤，而非明知故犯的魯莽（Recklessness）行為，因此未達到嚴重疏忽誤殺的法律門檻 。
問：什麼是「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它如何影響海難事故的問責？
答：這是一種官僚體制的自我保護機制。當一個長期的工程項目（如造船與驗船）跨越多個部門和年份，每個參與者（如繪圖、審批、檢驗人員）可能只犯下微小的疏忽。當這些微小錯誤累積導致災難時，責任被分散到無法具體歸咎於單一個人的程度上，導致最終難以追究個別官員的法律刑責 。
問：死因庭（Coroner’s Court）在處理此類大型災難時有何職能與局限？
答：死因庭的主要職能是透過傳召證人來查明死者的死因及事件始末。然而，它依賴證人作供，且其核心目的並非直接裁定民事索償或刑事責任（儘管可作出非法被殺裁決）。對於證人（如船廠負責人）為保障自身法律利益而作出的供詞，若有合理依據，法官在死因研訊的框架下能介入的空間有限 。
問：當司法程式無法回應公眾對「公義」的期望時，應如何透過立法機制補救？ 答：傳統上，若發現現行法例與現實情況或公眾安全標準脫節（例如依賴判斷而非硬性規定），法律改革委員會（Law Reform Commission）應提出建議，並由立法機關將政策「成文化」。例如強制規定某尺寸船隻必須安裝水密門，不再容許個別判斷的模糊空間，以此保障公眾利益 。
問：社會對政府及司法制度的信任度下降，會帶來什麼具體的管治後果？
答：當公眾對制度失去信任，會預設政府的所有行為皆有不良動機，導致管治成本（Governance Cost）大幅上升。為了降低管治成本與社會變數，政府傾向透過政策限制市民的選擇權，最終導致公民自由逐漸被收窄與蠶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