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粗略地提到伊朗在 1970 年代中的經濟危機，以及為何今時今日難以在短時間內，透過軍事介入改變政制，我想再深入剖析。
一切由 1973 年石油危機開始。當時作為油組國（OPEC）的主要成員，伊朗坐擁大筆石油美元。國王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乘勢推行現代化計劃，史稱為「白色革命」，內容涵蓋土地改革、工業化、城市化，以及教育普及。德黑蘭（Tehran）北部開始呈現出歐洲富裕城市的面貌，西方時裝、豪華酒店和世界主義的中產階級紛紛湧現。與此同時，數以十萬計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速度遠超經濟的吸納能力。伊朗政府亦支出超越生產力，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石油繁榮帶來我利益分配極度不均，集中在德黑蘭的精英階層和圍繞國王宮廷的官僚體系，而農村社區和城市貧民的購買力卻不斷被侵蝕。傳統上是伊朗商業命脈的巴扎（bazaar）商人，更因為國王偏袒西方企業和國有機構而感到備受擠壓。
在繁榮年代所承擔的龐大支出承諾，建立在油價長期高企的假設之上。當國際油價見頂，經濟驟然降溫，失業率上升。繁榮年代激起的民眾期望，與日常生活的殘酷現實之間的落差，成為廣泛社會怨憤的根源。這也是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運動的背景。
正如 Jean-Baptiste Say 與 Charles Kindleberger 等經濟學家所觀察的，革命很少在絕對貧困中誕生，而是在一個社會期望不斷上升與經濟增長遇到突如其來的失速；這是也 1978年的伊朗。
革命的主要力量，並非德黑蘭的世俗自由派知識分子，而是流離失所的農村移民、城市失業貧民，以及巴扎商人階層當中感到現代化計劃不利自己的小商人和工匠。霍梅尼的訊息不只是神學上的，更是一個再分配的承諾：將國王和美國的石油財富，將歸還人民，而西方文化帶來的影響也要逆轉。
當時冷戰背景同樣不可忽略。蘇聯（Soviet Union）在發展中國家扶植策劃顛覆性，而伊朗左翼也為革命聯盟提供了重要的早期動力。但最終還是經濟周期、城鄉撕裂、利益分配不均等，令足夠伊朗民眾對革命訊息產生共鳴。
1979 年之後，雖然「掃盲運動組織」（Literacy Movement Organisation）也有將教育推向農村，甚至包括不少巴列維時代所忽視的偏遠村落；2021 年，城鄉識字率差距已收窄至約十一個百分點。然而，掃盲不代表民眾能夠獲有助於有效政治參與的優質教育、批判思維和公民知識。
更深層的鴻溝，體現在社會上流動的機會。目前，伊朗教育資源仍然傾斜到德黑蘭和少數幾個大城市。來自鄉郊的學生，得到的教育機會與德黑蘭北部富人集中地區的學生仍是天淵之別。結果是邊陲地區的大量人口，思想仍然停留在部落和宗教。
財富差距更令情況雪上加霜。伊朗收入最高的一成人口，掌握逾半的全國收入，集中程度超過美國。德黑蘭北部的豪宅區樓價高不可攀；普通工人需要一百年以上的全部積蓄才能購置一套房子，而豪宅卻在首都北部山麓不斷增加。教師和護士的月薪約為二百美元。貨幣在制裁壓力下多次崩潰，將中產階層的積蓄一掃而空。2023年，伊朗約三成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伊朗最腐敗的是「伊斯蘭武裝革命衛隊」（IRGC）；最初這是一支民兵，如今已成為伊朗社會的主導經濟力量，通過控制建築、石油、電訊、銀行和房地產等領域的附屬機構，掌握伊朗過半的 GDP。這不但是政權賴以存續的副產品，更是其運作核心。軍人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忠誠，不是出於意識形態，而是切身利益。任何威脅到武裝革命衛隊經濟利益的政治轉型和異見人士，都將遇到鎮壓。
認為軍事介入可以改造伊朗的人，可能將日本和德國二戰後的轉型作為例證的歷史比較，但這是錯誤類比。日本和德國在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崛起之前，以當時標準已是相當現代化的社會，擁有發達的法律制度、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人口和運作中的公民社會。盟軍佔領所要做的，是移除一個相對後期出現的異常狀態，讓原本已存在的基礎得以重新發揮作用。伊朗並沒有一個扎實的現代社會基礎，而 1979 年的革命，更打斷了一個本來成功的現代化進程；當時所發生的事，正好是當時不完整的現代化進程的倒退。
伊朗制度上的落後，是從革命的第一刻起便刻意設計出來，以為維持社會撕裂以方便統治的結構。當少數精英要統治大量仍以部落、宗派和自給自足框架組織的人口，再加上種族之間的嚴重撕裂，唯一手段便是強權高壓和宗教（式）的催眠手段。
要改變伊朗，最少要要好幾代人在教育、經濟發展和公民文化方面的發展，也不是任何外國勢力能夠完成的工作。
了解伊朗的情況，或許也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問題。
問：親北京小粉紅、藍朋友等觀察者對這場戰爭的解讀，存在什麼根本性的錯誤？
答：核心謬誤在於將地緣政治敘事與經濟現實混為一談。美國或許打不贏，但不代表中國可從中得益。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會直接衝擊依賴出口的中國製造業，壓縮中國貿易夥伴的消費力，亦會觸發全球資金的風險規避情緒。東升西降的思維，預設了國際經濟是一個零和遊戲，但現實中，全球經濟放緩，所有人都是會有一定的代價。
問：戰爭對作戰國的長遠經濟影響有多大？
答：根據美國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Kellog School of Management 對 1946 至 2023年間 135 場戰爭的研究，戰爭平均導致作戰國的實質GDP下跌約13%，且十年後仍未見完全復原。投資平均跌14%，家庭消費跌11%，出口跌13%；戰後十年的累計物價漲幅平均達62%。代價遠超直接軍費開支。
問：以色列作為軍事上的主動方，付出了什麼經濟代價？
答：以色列銀行估計，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今，戰爭總經濟代價約 1120 億美元，相當於其 GDP 的 14 至 15%；今次伊朗戰役每天耗費接近10億美元，2026年國防開支已達約500億美元，佔GDP的8%，較戰前的4.5%幾乎翻倍。政府債務對GDP比率則由戰前約50%，三年間急升至70%。外來直接投資連續下跌，三大信貸評級機構均曾下調其評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