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澳洲失業人口官方統計只有69萬，但Job Seeker體系服務了100萬人，這個缺口代表什麼？
答：多出的31萬人分三類：殘疾或慢性病令每週工作能力不足29小時的「部分工作能力者」；因傷病暫時無法工作、持醫生證明的康復期人士；以及每週工作少於全時但收入仍不足以維生的低工時就業者。澳洲統計局對「失業」的定義極為嚴格——每週工作一小時即算就業——令大量生活仍然困難的人被排除在官方失業定義之外，在就業服務體系裡卻仍然需要支援。
問：澳洲就業服務外判化的邏輯是什麼？結果如何？
答：霍華德政府在1998年廢除政府直營的CES，以市場競爭取代官僚體制，相信私人機構在誘因下能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結果是透過外判機構成功幫求職者找到長期工作的比率只有11.7%。2023年國會調查報告主席Julian Hill形容，整個體系是「低效、外判、碎片化的社會保障合規管理系統，偶爾才能幫到某人找到工作」。
問：什麼是「撇奶油」（Creaming）和「泊車」（Parking）？
答：外判就業服務機構的收入來自成功安置求職者的成果費，因此機構有強烈誘因集中資源幫最容易就業的人——這叫撇奶油。障礙最複雜、最難就業的個案則被放進「太難處理」的欄目，等候而不推進——這叫泊車。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誘因結構問題：在錯誤的付款機制下，每一個理性機構都會得出同樣的理性選擇，系統性放棄了最需要幫助的群體。
問：互惠責任（每月須提交四份求職申請）的要求為何失效？
答：配額要求製造的不是真實的求職行為，而是求職行為的表演。求職者只要完成表格就能保留補貼資格，不需要真正有意申請那份工作，也不需要接受聘請。僱主因此收到大量不符資格的申請，甚至要親自簽署出席記錄，整個互動對雙方毫無意義。體系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在按規則理性行事，但規則本身在製造它試圖解決的問題。
問：里斯活的改革提出什麼方案？有什麼空白？
答：改革設三條服務路線：能夠自助的數碼用戶；需要面對面機構支援的人；以及障礙最複雜（涉及精神健康、家暴、無家可歸等）的密集支援個案。同時以個人就業目標計劃取代一刀切的求職配額。但改革有三個核心空白：路線三的付款機制仍在設計中、沒有具體就業成效的數字目標、啟動時間是2028年。每一個空白都是撇奶油邏輯重新滲入的入口。
問：就業服務機構為什麼難以解決動機問題？
答：在一個「做有36、不做有38」的福利社會，不工作在財務上可能比工作更划算。就業服務機構無法強制改變一個人的內在誘因，只能改變外在行為的代價。當一個人的個人就業目標就是「繼續領救濟、不上班」，任何評估工具都無法強迫改變這個選擇。這個問題不是執行層面的，是制度設計層面的——而制度設計的修改，在2028年之前不會發生。
問：為什麼AI衝擊使現有的就業服務制度更加過時？
答：AI 令一個高能力人才可以取代以前需要數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大量技能在2022年前仍然有市場的人，面對的是結構性而非週期性的失業。現有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在週期性失業的假設上——假設「今天你沒工作，遲早你有」——對技能被系統性淘汰的情況幾乎沒有工具。2028年才啟動的改革，要應對的就業市場，可能已經與今日大相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