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還在參與政策倡議工作，香港的政治環境與今日大不相同。當時的政府，確實會對民間意見予以一定的重視。每年財政預算案，財政司都會邀請智庫提供政策建議。
作為一個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的組織（是的，我們主張最小政府，這豈不是反建制？），在這樣的場合，我們究竟有什麼可說的呢？
有！香港各高等教育院校，都嚴重依賴政府資助；我們認為香港公民社會面臨的最大潛在風險，就是一旦政府走向極權，這些學府也將失去追求學術自由的空間。
那麼，如何為香港的文化和價值觀保留一支血脈？一個迂迴但長遠具有意義的方法是，鼓勵更多的香港學生到海外求學。順帶一提，我們當年那個智庫組織，核心成員全部都是畢業於英國、美國、澳洲和加拿大的大學畢；即使是我們的實習生，很多都不是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但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畢業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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