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還在參與政策倡議工作,香港的政治環境與今日大不相同。當時的政府,確實會對民間意見予以一定的重視。每年財政預算案,財政司都會邀請智庫提供政策建議。
作為一個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的組織(是的,我們主張最小政府,這豈不是反建制?),在這樣的場合,我們究竟有什麼可說的呢?
有!香港各高等教育院校,都嚴重依賴政府資助;我們認為香港公民社會面臨的最大潛在風險,就是一旦政府走向極權,這些學府也將失去追求學術自由的空間。
那麼,如何為香港的文化和價值觀保留一支血脈?一個迂迴但長遠具有意義的方法是,鼓勵更多的香港學生到海外求學。順帶一提,我們當年那個智庫組織,核心成員全部都是畢業於英國、美國、澳洲和加拿大的大學畢;即使是我們的實習生,很多都不是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但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畢業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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