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會員想我講講加拿大的政治和未來。趁剛剛結束了 BC 省的選舉，就借這個機會講兩句。但在討論香港人在加拿大能做什麼之前，我們先探討一下加拿大進步主義的根源。另外，大多數香港移民傾向中間偏右，常覺得加拿大的進步主義對他們來說過於激進。一些人渴望通過選票來改變現狀，但感覺作為少數群體，我們的影響力有限。
加拿大的政治光譜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轉變。合作聯邦聯盟（CCF），這個於1932年成立的社會主義政黨，推動了許多進步政策，如老人福利、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障。
CCF的崛起促使麥肯齊·金領導的自由黨政府採用了許多CCF的政策，以維持政治權力。自由黨對CCF的方式，通常被描述為「中間政治」，即通過採取中間派政策，並建立廣泛聯盟來吸引加拿大的中間選民。
CCF後來改名為新民主黨（NDP），繼續推動結構性改革，旨在減少不平等並擴大公共服務。薩斯喀徹溫省省長、後來的新民主黨領袖湯米·道格拉斯首創了該省的全民醫療保險，最終成為加拿大全國醫療保險體系的範本。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魁北克寧靜革命是另一個關鍵時刻。這一時期由魁北克自由黨領導，帶來了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改革，同時重新強調法語和文化，也激發了魁北克民族主義的興起，並要求在加拿大內部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2015年當選的賈斯汀·特魯多的自由黨政府，代表了最近的進步轉向。特魯多擴大了福利計劃，將大麻合法化，增加了兒童福利資金，推出了全國碳稅，並推行了旨在減少貧困和促進平等的政策。他的政府常被認為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左翼的政府」。
保守派是否能成為進步派的對立面？加拿大保守黨曾經自稱為「進步保守黨」——看似一個矛盾的名詞。
歷史上，加拿大的保守主義根源於英國的托利主義——最初支持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哲學。早期的加拿大保守主義與通常與其他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小政府、自由市場的保守主義大不相同。相反，它擁抱干預主義國家，專注於通過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項目促進增長和國家統一。加拿大的第一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便以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為例，這是一個將國家從海岸連接到海岸的龐大工程，不僅在地理上，還在政治和經濟上聯繫了整個國家。
同樣，在大蕭條期間，保守黨總理R.B. 貝內特在當時幾乎聞所未聞的時期引入了失業救濟，表明他對國家干預持開放態度。
加拿大保守主義的另一個定義特徵是強調主權和抵制國際壓力。在冷戰期間，保守黨領袖約翰·迪芬貝克拒絕了美國要求在加拿大領土上部署核導彈的要求，這突顯了保守黨維護獨立的立場。
1980年代，加拿大保守主義在布賴恩·穆魯尼的領導下發生了巨大變化。穆魯尼提倡自由貿易和私有化，遠離了早期保守領導人的干預主義政策。將加拿大航空和加拿大石油公司等國有企業私有化，標誌著向更加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轉變，這與美國的羅納德·里根和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領導的保守浪潮更加接軌。
穆魯尼的經濟自由化在政治上充滿爭議，標誌著加拿大保守主義內部的重大轉變。大約在同一時期，LGBTQ權利和墮胎等社會問題開始成為焦點，這些問題在保守黨內部引發了分裂。
1990年代對保守黨來說是困難的時期，穆魯尼的經濟改革後的內部分歧使其難以凝聚力量。這為改革黨的出現創造了空間，該黨吸引了對現狀感到失望的西加拿大人。改革黨關注小政府和地區代表，最終在2000年成立了加拿大聯盟，後來在2003年與進步保守黨的殘餘力量合併，形成了今天的加拿大保守黨。
統一的保守運動將保守主義的多種思潮融合在一起，為斯蒂芬·哈珀的領導奠定了基礎。哈珀小心翼翼地在這個複雜的意識形態中進行調和，特別是在社會問題上。他特別選擇不重新開啟墮胎辯論，深知這會疏遠部分選民基礎的風險。
同時，自1960年代以來，尤其在魁北克，加拿大經歷了顯著的世俗化過程。教育系統的世俗化，特別是在魁北克，削弱了宗教機構對公共價值觀的影響。到2015年，加拿大的經常教會出席率從1980年代的約40％下降到約20％，與社會問題上更進步的態度有關。
簡而言之，我們所見的進步主義已深深植根於加拿大。然而，加拿大也是一個充滿祝福的國家。地球上很少有國家能擁有加拿大這樣的自然資源豐富程度。
加拿大的能源結構以其多樣性和能力而獨特。該國有著非凡的奢侈，能夠主要通過可再生能源如水力發電來滿足國內能源需求，還擁有成熟且可靠的核能部門，同時從其龐大的油砂和天然氣儲量中獲益。這賦予加拿大一個獨特的優勢：能夠依賴於清潔和可持續能源來滿足國內消費，同時向美國等化石燃料需求旺盛的國家出口，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這是一個能源自給自足與有利可圖的出口機會的罕見結合，許多國家只能夢寐以求。
然而，加拿大的自然資源財富——從木材到水電再到油砂——雖然是經濟穩定的來源，但也帶來了內在風險。其中首要的風險是自滿，這一現象通常被稱為「資源詛咒」。這種悖論發生在富有自然資源的國家未能多樣化其經濟，導致對資源開采的過度依賴，而犧牲了其他產業的發展。
要多樣化經濟，加拿大最需要的是人才。全球各國正激烈競爭以吸引頂尖人才，因為他們認識到，技術進步和經濟韌性的關鍵在於擁有一支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加拿大面臨的挑戰不是缺乏吸引力。該國被廣泛視為一個令人嚮往的目的地，提供高品質的生活、政治穩定和多元文化社會。對世界各地的許多技術專業人才來說，加拿大是一個建立未來的理想選擇。然而，儘管加拿大具備這種吸引力，卻往往難以充分發揮其吸引並留住所需人才的能力。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障礙是加拿大的開放移民政策與許多移民到來後結果不盡人意之間的落差。加拿大吸引了許多受過高等教育且有豐富經驗的人才，但這些專業人士往往因為勞動市場的系統性障礙而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資格認證承認是個主要障礙，特別是在醫療、工程和教育等受管制的專業領域。
這一挑戰也延伸至私營企業。儘管加拿大擁有強大的公共部門和繁榮的資源經濟，但其初創生態系統和科技產業卻落後於美國和其他全球創新中心。高稅收、風險規避的投資文化以及監管障礙的結合，使許多科技初創企業難以擴展，導致創業人才的流失。加拿大的高等院校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但由於缺乏支持初創企業和技術創新的基礎設施，許多這些個人要麼離開，要麼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
另一個促成因素是加拿大對人才培養的方式。該國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巨大，加拿大的大學在全球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學術培訓與勞動市場需求之間的脫節仍然存在。畢業生經常具備的技能與當前勞動市場需求不完全匹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網絡安全和數據分析等高增長領域。這種技能缺口意味著，儘管擁有大量受過教育的個體，雇主仍難以找到所需的專業人才，導致既有失業也有職位空缺無法填補的局面。
長期以來，移民一直是加拿大增長戰略的基石。然而，最近的調查顯示，加拿大人對移民的態度有了顯著的轉變。根據2024年秋季恩維爾研究所的調查，58％的加拿大人認為該國接受的移民人數過多，這比兩年前大幅增加了31個百分點。這標誌著自1998年以來，對移民的擔憂達到了最高水平，表明這一現象橫跨各個社會階層。加拿大人提出了幾個根本性原因：嚴重缺乏可負擔住房、經濟壓力增大，以及對政府管理不善的認知。這些問題正在加劇人們對該國是否有能力在不損害現有居民福祉的情況下支持新移民的疑慮。人們還對難民申請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懷疑，並對新移民是否成功融入加拿大文化表示擔憂。
這些情緒在2023年萊格調查中也得到了反映，其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政府每年接收50萬移民的目標過高。更引人注目的是，75％的加拿大人對住房和社會服務的壓力增加表示關切，這兩個領域已經難以跟上現有需求。這些調查結果表明，儘管加拿大歷史上對移民保持開放態度，但其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如今對當前的移民政策是否可持續持懷疑態度。
然而，加拿大關於移民的辯論不僅僅是數字問題；還涉及該國能否有效整合那些抵達的移民。如果加拿大無法讓新移民蓬勃發展並充分貢獻，那麼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它還要保持這麼開放的移民政策？
加拿大香港人能做些什麼？
毫無疑問，加拿大並非沒有其缺陷。加拿大要處理很多典型的第一世界問題。來自香港的我們，有些人可能會發現適應這些新環境具有挑戰性，而另一些人可能會對政治感到失望和沮喪。
然而，加拿大，這個我們一些人稱之為家的地方，也提供了一個和平的環境和體面的生活標準。我們中的許多人移居加拿大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自由和包容的社會。在任何開放的社會中，我們都會遇到與我們不同的想法和人。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調和這些差異，獲得相互尊重和理解。
加拿大能比現在更好嗎？當然可以。但它不能通過選舉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選舉只是反映當前的社會情緒。選舉政治不會改變我們如何看待世界的敘事。
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領導人；它還涉及培育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讓多元化的聲音共同塑造社會結構並影響公共政策。
對於希望重塑敘事的加拿大香港人來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擴大我們在公民領域的影響力。這意味著在公共討論中獲得更強大的「話語權」。通過更加積極地參與——無論是通過倡導團體、智庫、社區組織還是公共論壇——我們可以幫助塑造影響我們的政策。
具體來說，如果我們希望推動更開放和包容的資格認證政策，我們需要在加拿大社會內建立廣泛的支持。這種轉變不會在孤立的情況下發生，也不會在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實現。這要求加拿大香港人提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基於證據的論據，展示一個更加包容的資格政策如何不僅造福於移民社區，也造福於整個加拿大。我們還需要走出自己的圈子，與其他社區建立聯繫。最終，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在於公民積極塑造其社區的方向。
左右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