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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讀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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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讀六四

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窄巷跟中國擦身而過.新冷戰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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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窄巷.錯過了的改革

究竟三十四年前發生過甚麼事?還有些甚麼要知道的事,被主流論述所忽略?

Daron Acemoglu 與 James A. Robinson 在 2019 年出版的《自由的窄巷》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提出,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會面對一個兩難取捨。假如國家機器積弱太深,結果將會是一個「失敗國家」(failed state);情況就好像那些長期停留極度貧困的落後國家那樣。

另外一邊的情況就是,當社會進步過程的時候,國家機器也會同時膨脹;若然社會和市場未能在國家機器大到不能倒之前,發展出一個能夠與之制衡的力量;國家機器將吞噬一切,最終導致社會走向極權統治。

中共一直向民眾灌輸一個想法:「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統一政權,中國大陸就會亂。」所謂的亂,就是以上所講的「失敗國家」;當中包括了中國自古以來的社會治安、地方衝突、階級剝削、外敵入侵等。

說穿了,中共就是希望全世界相信:「沒有中共,中國大陸的會更差,而且是非常的差。」我相信就算在香港人當中,也有不少人是這樣想的。

中國就是這樣又一次錯過改革的機會。在 1980 年代,與這個《自由的窄巷》擦身而過。1989 年之後,也沒有甚麼可以制衡中共的膨脹。歷史再次證明,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會因為經濟發展而變成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有很多國家,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地步,就停滯不前,那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邊廂,這些國家亦會維持在專制獨裁的狀態。

歷史沒有如果,我不敢說若然 1989 年的民運成功改變了中共,究竟往後的世界會怎樣發展。但下次要是再有同樣的契機,歷史的意義,就是讓未來的我們,可以更清楚地去思考我們將會要作出的決擇。


八九之後.新冷戰的序幕

當解放軍在天安門鎮壓學生運動,同一日,波蘭國會舉行二戰後首次國會大選,也是由這一幕,標誌了蘇聯的落幕。

在往後的兩年多,整個蘇聯分裂成兩個主要陣營。一邊是漸漸走向自由民主的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另一邊,則是希望繼續維持蘇聯的既得利益者;但當中仍然有改革派和死硬派的鬥爭。有些改革派被趕下台,但死硬派也嘗試過在 1991 年 8 月發動政變,企圖推翻溫戈爾巴喬夫。

最終,在 1991 年 12 月聖誕節後,蘇聯正式結束。取而代之是同樣以莫斯科為核心的聯邦政府。除了那些已經開始體制轉型的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其他新成立的國家,多數延續了過去蘇聯的權力結構;甚至乎連當權的那些人,還是蘇聯時代的幹部。唯一的分別,就是莫斯科對各地的影響力越來越薄弱。

所以,1992 年初鄧小平「講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他的對象當然是黨內的死硬派,但這句話的時空背景是蘇聯瓦解。所以,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其實也是關乎整個中國共產黨本身,言下之意就是:「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想落得蘇聯那樣的下場,就只有繼續堅持發展經濟。」

在中共眼中,蘇聯敗於經濟。

事實上,蘇聯龐大的版圖內,有極豐富的天然資源,當中包括了能源和礦產。由史太林年代開始,蘇聯不計人命成本地開採天然資源,用來推進急速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這也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

與此同時,蘇聯不但對東歐以及中亞地區,推行類似的經濟改造,莫斯科也同時透過教育,不但培養技術和工程人員,也令各民族文化俄羅斯化。總而言之,蘇聯就是透過由上而下的資源分配,以控制版圖裡各地以及衛星國;而當中最重要的兩個經濟元素,第一是能源和天然資源,第二是技術。

很多人誤以為,追求經濟發展就等於資本主義,因為鄧小平也主張發展經濟,所以鄧小平也是走資本主義的路。甚至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者,也跌入了簡單的二元對立政治價值觀,以為相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共產主義。對不起,這是邏輯上的低級錯誤;再者,計劃經濟才是最強調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只不過計劃經濟信徒認為經濟發展是國家大事,不能讓人民自把自為。

在 1960、70 年代,那怕是美國的經濟學泰斗 Paul Samuelson ,也認為蘇聯最終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但自 1980 年代起,蘇聯的計劃經濟,開始浮現各種問題。相反,中共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來卻被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奉為奇蹟。究竟蘇聯發生甚麼事?教科書說,計劃經濟早晚會出現這種失衡;但蘇聯已經執行計劃經濟多年,為何要到 1980 年代問題才浮現?另外,難道中共在 1980 年代就放棄了計劃經濟?

首先,在 1970 年代,蘇聯因為能源和天然資源自給自足,所以避過了一劫 。但 1980 年代之後,能源和天然資源價格急跌,歐美開發了更多新的石油供應;全球化使工業生產轉到新興市場,借廉價勞動力降低成本。如是者,歐美捱過了轉營的陣痛,進入後工業時代,高度金融化的經濟發展遠勝從前。所以,1980 年代的蘇聯不只絕對上變差了,而是明顯地比了下去。

任何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都必然面對幾問題,包括:體制臃腫、管治成本高昂等。可以有效管得到的事不多,更多事想控制但變得失控,尤其是新興的社會和經濟現象,又或者在權力核心外圍,領土的邊陲,又或者是少數民族。當這些外圍都見到坐鎮莫斯科的老大哥,原來是無牙老虎,帝國統治亦進入倒數階段。東歐和波羅的海三國,最受西方社會的影響,所以也是最早出現轉變。後來的一浪,就是南歐、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等。其實蘇聯的解瓦,是個至今仍然未完成的過程。

蘇聯是中共的惡夢,所以明白到當年發生了甚麼事,基本上可以解釋大多數中共的決定和主張。

為甚麼要搞一帶一路?為甚麼要控制中亞?除了要填補當年蘇聯留下來的真空,也要將美國的影響力趕出去,亦同時為了控制由中亞輸入礦產和能源的通道。

為甚麼中共要在經濟和科技上追上美國?也是因為不想步蘇聯的後塵。

更重要是,在中共領導人眼中,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犯蘇聯同樣的錯誤。所以,中共對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如此著緊,絕不能夠讓這些地方變成中國的波蘭、捷克又或者波羅的海三國。彭定康在 1992 年上任後旋即提出香港的政改,對中共來講猶如一次正面挑釁。再者,如果能夠從宏觀角度,回顧在那些年發生過的事,可以斷言,中共從香港特區成立的第一日,就沒有打算讓香港有真正的雙普選。

順帶一提,為甚麼要人民幣國際化?重點是要建立一個以人民幣發債的機制;尤其是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後,中國大陸政府應該很清楚,以本國貨幣發債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避免了貨幣危機。只要能夠避免貨幣危機,就可以避免出現超級通脹。加上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中共相信已經作了最壞打算,就是最差的情況,太不了就像日本那樣,靜靜地等待下次再「發圍」的機會,那怕是二十年、三十年。在漫長的衰退中,大不了是人民的意志消沈,民族主義也成為了政治上的精神科藥物。

簡單總結過去三十多年中共的政策方針,就是盡一切可能避免蘇聯化。總之,中共從來沒有打算放棄統治,亦不容許有這個可能的出現。


八九之前.三個被遺忘的中共領導人

中共的歷史和文宣,恐怕是連 George Orwell 也會覺得:「他們不會是我的忠實讀者吧。」

就以歷年的國家領導人為例,在中共的文宣和黨史當中,彷彿毛澤東死後,中共就進入了鄧小平年代。但其實曾經掌握大權的人還有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民間,華國鋒被視為一個庸碌之輩,但別忘了他是歷史唯一集中央軍委主席、黨主席、國務院總理於一身的人,就連毛澤東也沒有那麼多權力。但權力再多,處理不了經濟問題,就無法令黨內既得利益者服氣。鄧小平的主張,贏到黨內各大山頭的支持,原因是掌握了軍權的大佬們,寧願相信鄧小平有能力將黨國拉回到正常的狀態。但話雖如此,鄧小平要完全地將華國鋒趕出政治舞台,也花了近五年時間。華國鋒在 1981 年 6 月,才被迫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央軍委主席。

更值得香港人留意是,雖然麥理浩在 1979 年 3 月到北京訪問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但中英談判一直要到 1982 年才正式開始。一個聰明的政治人物,總會為自己留下點甚麼歷史意義。鄧小平除了代表改革開放,他的另一個歷史意義就是「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其實兩件事二之為一。 香港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密不可分的。

當然他還有第三個身份,就是他避免了中共像蘇聯那樣被瓦解。在另一邊廂,他亦因此背負了 1989 年鎮壓學生的罪名。更嚴格一點去講,中共為了捍衛自己的存在,從來都是不惜犧牲人的性命和自由,那怕是國家的精英,甚至連黨內的最高領導人,有必要時,這個黨也一樣可以犧牲,例子有胡耀邦和趙紫陽。

話說在華國鋒被迫交出權力之後,胡耀邦接替中共中央主席一職。胡耀邦也是中共歷史上最後一位主席。但中共很少提到這一點;尤其是因為 1989 年各地的民主運動,觸發點就是悼念這位中共最後的主席。

胡耀邦在 1982 年的中共十二大上,廢除主席、副主席等職位,自己出任總書記並確立集體領導制度。這個決定,一來為了是避免再出現一個像毛澤東般的人物,畢竟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當中不少都有「文革創傷後遺症」,這個做法大家都不會有異議。但更重要是,他們深知中共要延續下去,首要處理權力繼承的問題。所以,集體領導制度以外,胡耀邦亦提出了「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但正當胡耀邦著手準備的中共十三大時, 1986 年中國大陸十七個大城市爆發「丙寅學運」。中共內部集體對胡耀邦進行人身攻擊,指控他到基層視察的次數太多,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只批左不批右,鼓勵經濟過快增長等;綜合以上就是讓資產階級自由化。

我無意抬舉胡耀邦,但從歷史的角度,任何政治體制要出現轉變,往往是由制度內的權力核心開始。胡耀邦當年想推動黨內民主,專業化黨治,然後由體制內到外的出現轉變,那很可能就是近代中國改革的唯一契機。甚至應該說,是因為 1986 年的體制改革失敗,才醞釀 1989 年的民主運動。

無獨有偶,1986 年戈爾巴喬夫也在提出「政治開放」(glasnost)和「經濟改革」(peristroika)。可以說,中蘇兩國處境應該差不多,只不過一直以來,很少人會橫向地看歷史,亦因此忽略了宏觀因素的影響。

但在中共眼中,就是因為 1986 和 1989 年的強硬鐵腕政策,政權才能夠維持至今。

除了華國鋒和胡耀邦,被中共遺忘的第三個領導人,是趙紫陽。今時今日,很多人都記得趙紫陽到在天安門廣場對學生說自己來得太晚了。但到了趙紫陽站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刻,那怕是中共總書記,亦改變不了任何決定。

中共的本質就是一個連 George Orwell 也意想不到的老大哥;更諷刺是,原來老大哥卻在現實中,跟我們這麼近那麼遠。偏偏這個來自遠東的老大哥,總是給予外界一種沒有殺傷力的感覺。

鄧小平退下來之後,中共表面上經歷過兩次和平權力轉移;第一次是由江澤民交出權力予胡錦濤,第二次是胡錦濤交出權力予習近平。當然我們也知道,背後還是有暗湧和各種明爭暗鬥,這也是為何在權力交到習近平手上之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八九六四與香港

對很多香港人來講,1989 年是他們的政治啟蒙;就正如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以及 2019 年的反送中。當然,沒有必要將這三個時代的香港人,夾硬地綑綁在一起;我甚至見到,有不少本土派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與香港無關,與他們無關。

但現實當中,那怕是我們這些已經移居到英、美、澳、紐、加、歐洲、日本、東南亞的香港人,一樣避免不了被中共的影響力。在那龐大政治力場範圍內的香港,真的可以獨善其身嗎?

自從 2019 年,我們都應該明白,所謂的一國兩制,根本不是為了讓香港人安心而提出的。一國兩制,是堵防火牆,目的是為了讓中國大陸可以享受到國際金融秩序帶來的各種好處,但同時又可以避免了制度改革的需要。

中共透過香港集資,改裝造了落後的計劃經濟,中共也有資源,繼續以獨裁專制的模式經營國家。某程度上,中共就像一間不斷有子公司可以分析的大企業,不斷借香港集資。

本來的共識是:「香港可以繼續是自由的經濟城市。」 在另一邊廂,也有些香港人,尤其是那些自以為聰明絕頂的那些權貴,妄想中共因為要繼續集資,所以要與他們共治這個城市。他們以為,只要好好服務中國,就可以永遠地賺取豐厚的收入和財富,同時享受自由社會的各種好處。

但 2019 年,也就是 1989 年的三十周年,歷史告訴我們,一國兩制也好,共治也好,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中共一直都只是視香港為工具,工具一旦失去了功用,又或者甚至成為威脅,香港是個可以隨時放棄的棋子。不要忘記,反廿三條地產黨有發功,否則也不會有田北俊的倒戈。反送中,在最初時也有地產黨的影響;當時不只是大劉,其實從細節中,也可以見到親商界的建制派議員,往往「柒做認真事」、「認真做柒事」,送中條例最終才因此「壽終正寢」。

北京當然也不是「懞到上心口」。所以在反送中之後,北京通過國安法,改變特區政府,改變選舉制度,一直潛藏在香港的新香港人,忽然浮上水面。一切都在說明,北京不信任香港人,甚至視之為忠誠的廢物。今天的香港行政長官以及各權貴,已經完全被摒棄在中共權力核心範圍以外;說得更白一點,就是連「自稱奴才的資格也沒有」。另外,從今年見到官媒助長各種對香港的窮追猛打,「報仇咁仇」,可以想像往後的日子,「香港人」這三個字,將會被不斷貶抑。

很難想像,假如沒有香港,中共當年如何可單靠勞動力密集的出口工業,可以走到今天這一步。中國大陸 1980 年代,才成為世界工廠;但當時香港的角色,就是為中國找訂單,提供貿易融資。1990 年代,蘇聯結束七十年統治,中共才開始察覺到,要借助金融業的力量,急起直追。中共,其實要感謝英國留下了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彌補了它那個制度的一個重要缺口。

但如今連香港也被吞噬,中共剩下的唯一選項,似乎就只倒退更封閉的狀態。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決定很不合理,很瘋狂,但別忘了,獨裁政權為了統治集團的利益,是不惜一切代價,因為反正大多數的代價,是由民眾去負擔。只要倒退的速度不至於令到整個社會體系崩潰,中國人就是出名能夠捱苦的。

難道回到極權和獨裁,就是中國歷史的宿命?聰明的你也應該見到以下幾個問題:(一)無論一個職位如何崇高,可以永續多少次,最大的限制還是人類生命的極限;老、病、死這幾個劫;(二)任何獨裁專制,權力轉移之時也就是最脆弱的時刻;所以可以大膽說,未來十五年至二十年,神奇國度還是有個關口。

中共避忌八九六四,不是他們面對不了過去,而是因為他們害怕未來。

紀念八九六四,不是純粹的紓發情感;為了讓未來的人,當再次面臨轉變的決擇時,有更大機會不再犯前人的錯。我們要了解歷史,要知道當年中國是如何錯過這改革的時機,這個自由的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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