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他在家裡出生，沒有走完那一套制度程序。

問題不只是父母是否願意去驗 DNA，而是我們的制度在甚麼時候，開始要求父母「持牌育兒」：生孩子要在醫院，讀官方認可的學校，一切醫療要有醫生紙作證等等。

當然，制度設計背後有一定原因：出生登記和身份確認，是現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架構，從古代的編戶齊民到香港的抵壘政策。但是如果一個家庭能夠自費解決所有醫療和教育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堅持又是否合理？究竟是誰在定義「合格父母」的標準？濕疹和牙齒問題是「疏忽照顧兒童」的鐵證，香港有多少家長會在這個定義下被視為不合格？

這個社會，從甚麼時候開始，認定了除了主流的育兒方式以外的人，都沒有資格做父母？

主流不等於正確，服從亦不等於愛護。

問：Save Lily 和 Save Danny 事件的核心爭議是什麼？

答：從資料推斷，曾先生和關女士長期奉行自然育兒，在芬蘭的二女兒 Lily 因當局以疏忽照顧為由被帶走安置寄養家庭。回港後，三子 Danny 以在家分娩方式出生，因未進行官方要求的身份核實程序，至今沒有香港法定身份。事件同時涉及香港出生登記制度的法理邊界，以及跨國兒童監護權的爭議。

問：要求在家分娩家庭提供 DNA 測試才可取得出生證，是否符合現行法律精神？

答：出生登記制度的設計原意是以出生地點、日期和姓名三組資訊確認身份，並非以基因鑑定作為唯一標準。曾先生的立場是，入境處的要求可能超出法規的合理範圍，屬不合理地行使酌情權。關女士亦指出，就算是醫院出生的孩子，出世紙上的父親姓名同樣未經 DNA 核實——若要求在家分娩個案驗 DNA，邏輯上應一視同仁。這一質疑在訪問中未有獲得正面回應。

問：自然育兒（Natural Parenting）群體的核心理念是什麼，他們為何不信任制度？

答：自然育兒群體主張子女的成長應盡量遠離制度規範，保留家庭自身的信念和選擇。他們認為現代醫學和教育制度受政治力量滲透，已偏離純粹的科學與個人發展目標。這類家庭往往具備相當的教育背景，如曾先生本人是物理治療師。他們的決擇當中，那些屬個人價值領域，那些屬於非公共利益問題，是今次事件爭議的重點。

問：這件事如何體現制度性的階級不平等？

答：有財力的家庭可以在制度框架內合法地實踐非主流育兒方式，例如辦私校、聘私家醫生、完全使用私人醫療服務。一旦所有服務都是私人付費，政府介入確認身份的理據即告削弱。曾先生面對的困境，某程度上是財富問題：找到醫生開具在家分娩的醫生紙，便可繞過障礙；但這一解法對資源有限的家庭而言，本身就是另一道門檻。制度的彈性，假如只取決於個人與家庭的財富，結果就是大多數人只有接受為主流所安排的公共配套。

問：陳志雲的訪問手法存在什麼邏輯問題？

答：陳志雲要求被訪者在接受某個假設的前提下作答，而不允許對方質疑假設本身是否合理，這是一種虛假二分（False Dichotomy）；將「接受 DNA 測試換取出生證」與「堅持原則、犧牲孩子權益」設定為唯一選項。陳志雲的提問預設了現行制度的合理性，卻從不處理制度本身是否合理的問題；這種框架在大眾傳媒環境中很常見，但其背後是對主流規範的無條件背書。

問：出生及身份登記制度的歷史根源是什麼？

答：確認身份由古至今都是國家管治的核心工具，從中國古代的編戶齊民、香港殖民時期的抵壘政策，到七八十年代強制市民外出須帶身份證，背後的邏輯都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必須確認哪些人有資格使用，並阻截未經登記者。香港的抵壘政策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並非純粹出於人道考量；身份登記制度亦從來都是政治安排的產物，而非中性的行政工具。

問：這件事反映香港社會哪種深層文化取向？

答：事件折射出香港社會對不符合主流模式的包容度相當低；傾向要求他人配合制度，而非質疑制度的合理性。香港教育制度長期作為生產標準化人力資源的工具，教育局歷史上曾與勞工局同屬一個政策範疇；「上學」的目的從來不只是個人發展，而是社會所需勞動力的供應。這種服從威權的傾向是典型的東亞文化現象，在香港尤其明顯，令非主流選擇在制度和輿論上都承受更高的代價。

三十年後，她的新說法是：「很多新移民自己都支持『一國黨』，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

「一國黨」的民調支持度，一年內由 6.4% 飆升至 31%，首次超越執政工黨。「一國黨」堀起，背後是長期的不滿情緒；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速度持續增加，任何人都能把租金上漲歸咎於新來者；治安議題在恐怖事件後被放大；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劫持中產業主。

紅橋最新 MRP 大型民調預測，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是 75 席。

韓森那句「我不想讓這裡變成我離開的地方」呼應了很多人離港的感受。但一國黨把年度移民名額削至 13 萬的政策，針對所有移民，沒有例外。

被主觀情感主導是一般人面對政治問題時最容易跌入的思想陷阱。

Q1：一國黨的支持度為甚麼能在一年內由 6.4% 急升至 31%？

多重因素疊加：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人數持續增加，租金飛漲令選民有具體的發洩對象；邦迪海灘恐怖襲擊事件令治安議題在情緒最高漲的一個月急速升溫；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針對中產業主、投資者和小企業主。聯盟黨虛弱，無力承接反工黨票源，一國黨遂成唯一夠大的情緒出口。紅橋5月民調顯示，一國黨在移民議題的處理能力獲 40% 選民認可，遠超工黨的 16%。

Q2：韓森三十年來論述改變了甚麼，沒有改變的又是甚麼？

改變的是攻擊對象：1996年說「被亞裔淹沒」，2016年換成「被穆斯林淹沒」，2026年改口說「移民自己支持限制移民，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沒有改變的是底層邏輯：對某一類外來者的系統性警惕，以及將其包裝成保護「普通澳洲人」的政治語言。她從未真正道歉或撤回任何早期論述。

Q3：甚麼是 MRP 民調？它的預測對工黨有何警示？

MRP（多層回歸後分層分析）以 6,015 名選民為樣本，針對澳洲的優先選票制度建模，比一般民調更能預測選區層面的具體結果。5月底紅橋與 Accent Research 的 MRP 顯示：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 75 席），一國黨中位數 53 席（由零起計），聯盟黨中位數 12 席。工黨執政多數僅餘一席緩衝。反對黨領袖泰萊在自己的選區 Hume，有 98% 概率輸給一國黨。

Q4：青綠系獨立議員討論組黨，這不是自我否定嗎？

正是這個矛盾最值得深思。青綠系的政治賣點，是「超越黨派、只向選區負責」。但工黨和聯盟黨聯手推行的選舉資金改革，為個別議員的捐款設上限，對政黨全國性開支則不設限制。兩大黨用制度設計壓縮獨立人士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用「組黨」這個方式反制。更深層的問題是：一旦組黨，他們的選民授權就從「超越政黨」變成「又一個政黨」，政治賣點從此消失。

答：美國對台軍售從來都有政治考量。2000 年代陳水扁執政期間，美軍因不滿兩岸政策，曾將已購入的 AIM-120 飛彈存放在關島，待局勢和緩才放行交台。特朗普政府 2025 年以軍力產能不足為由暫緩部分彈藥軍售，同時在國防預算中保留對台援助款項，是典型的雙面政治操作，並非純粹技術問題。

問：「支援維持現狀」真的等同於「支援台獨」嗎？

答：從中共的角度，這個等式已在進行中。中共長期擴大「台獨」定義的策略，與當年將香港「高度自治」的含義不斷收窄如出一轍。任何不主動支持統一的立場，都可能被納入中共定義的「台獨」範疇。這不是假設中的威脅，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問：為何說1970年代的尼克遜訪北平，在美國社會其實並未獲全面支持？

答：當時美國社會對於親近中共是有顯著保留的。正因為尼克遜本人是極端反共的人，他才能以道德高地為親中政策提供政治掩護。1979年中美斷交後，國會出現大規模反彈，廣東話僑胞和忠於中華民國的人士持續遊說，促成了臺灣關係法，彌補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後的缺口。

問：中共的「長遠部署」是否真如外界所說的神機妙算？

答：中共的戰略能力被高度神化。正如棋聖卡斯帕羅夫所說，不知道應該做甚麼的時候，首先要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中共真正的優勢並非精密的棋局計劃，而是清楚哪些錯誤不能犯——首要是避免蘇聯解體的命運。配合十六個政權安全範疇的持續備戰，這種見機行事的韌性才是其核心競爭力。

問：台商對兩岸關係有怎樣的隱形影響力？

答：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存在，早已超越商業功能，形成跨越地緣政治邊界的穩定力量。疫情後上海電子加工業萎縮，部分工廠從八萬人裁減至一萬人，當地區政府深感震動，折射出台商在中共管治結構下不可忽視的話語權。然而港商近年的處境同樣顯示，當中共的絕對控制意志凌駕經濟利益，這種話語權可以迅速消失。

問：如何理解中共以「全過程人民民主」重新定義政治名詞的戰略意圖？

答：中共透過重新定義「民主」「法治」「統一」等核心概念，試圖在全球敘事中建立詮釋主導權。就如同曾把三民主義改造成「新三民主義」，再把高度自治的實質抽空一樣，這種名詞戰的目標是讓中共對現狀的任何改動都可包裝成合理，同時讓反對立場失去國際認受性。

問：破解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可能路徑是甚麼？

答：中共民族主義的最大弱點是其存在危機——若非虛怯，便毋須不斷強調各種自信。主動爭奪「統一」的定義，而非被動抗拒，才是更有力的論述武器：以法律約束政府的統一，與以政府壓制人民的統一，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若中華民國能在國際上持續發出這種聲音，才是真正挑戰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切入點。

整件事從發生到平息，不超過四十八小時。表面上，危機處理尚算順暢；道歉本身也不是問題。問題出於當事人不但沒有向被辱的保安人員道歉，也沒有說清楚自己做錯了甚麼；這位校長模糊其詞，難免令人懷疑是否是香港公關的邏輯：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低調一輪，日後重出江湖。

或許有人會說，畢竟道了歉，總好過死撐。但有影響力的人，公眾也有合理期望要求這麼人在公眾場所要有更高的行為標準；這不是苛刻，而是要每個人都知道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但對宏福苑居民，答案卻從來只得一個。

既然沒有選擇，給予考慮的時間，是二次傷害嗎？

香港管治的深層問題，最表面膚淺的一層，是系統性的虛偽；明明冇得揀，卻要包裝成有時間考慮。問題核心，是官員有權無責；當作出決策的人無需承受自己決定的代價，結果必然是道德淪亡。

宏福苑居民在悲劇發生前已多次投訴、抗爭、嘗試走程序，政府部門互相推卸。悲劇之後調查委員會成立，卻無人真正問責；如今以「為你們盡快解決問題」為由，要求居民交出業權。

或許有人會說：「政府已經在做事，安置居民、提供補償，總比甚麼都不做好。」

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行動，而在於行動的目的是甚麼：是真正回應居民的需求，還是以最快方式讓官員向北京有所交待？兩者底層動機不同，最終結果也必然有所別。

過去香港的制度，建立在社會的互信；信任，關鍵在於共同利益。舊香港對共同利益的默契就是我安居樂業，我交稅。這種關係雖然現實，但也是真正雙贏。現在的香港，無論如何都很難叫市民相信，掌權的人跟自己有共同利益。當越來越多人懷疑是否有共同利益，相信制度的人也越少。對大家都不再相信制度，社會就回到更原始的叢林法則，越多人無奈地接受誰大誰惡誰正確。

答：2023 年，由工黨議員 Peta Murphy 主持的調查委員會報告提出三十一項建議，包括分三年全面禁止賭博廣告，獲議會全體議員表態支持。然而截至 2026 年，相關立法仍未出現，阿爾巴尼斯政府只推行了限制電視賭博廣告數量、上課時間禁播等輕微措施。報告落實受阻，主因是以前朝議員為骨幹的遊說組織 Responsible Wagering Australia 持續施壓，令改革難以推進。

問：北領地如何成為澳洲網絡賭博的稅收樞紐？

答：九十年代中後期，北領地政府以稅務優惠吸引網絡賭博公司進駐，形成監管套利：在北領地註冊的賭博公司稅款歸北領地，而非其他州份。如今北領地每年博彩業務營業額達420億澳元，但政府只收取約千九萬稅款。這個安排令北領地財政依賴賭博稅收維持，同時為全國其他地區的賭博公司提供了低稅庇護。

問：澳洲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多少稅款，與社會支出相比如何？

答：各級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約94億澳元稅款，其中角子老虎機貢獻54億澳元。這個數字約相當於澳洲全國傷殘援助計劃（NDIS）年度開支的五分之一。政府作為賭博稅的主要受益者，在結構上與賭博業形成共同利益，令收緊監管的政治誘因大為削減。

問：體育聯賽的商業模式如何被賭博廣告改造？

答：職業體育聯賽最初對賭博廣告持保留態度，擔心輸球後的賭博損失會損害球迷忠誠度。但轉播費收入加上賭博廣告贊助的實際利益，令聯賽逐漸接受並依賴這種收入。澳洲欖球聯賽和澳式足球聯賽每年從賭博網站和App收取數以百萬計的贊助，球場廣告板、球衣、轉播廣告全面滲透。整個產業鏈已深深與賭博掛勾，禁止廣告意味著切斷聯賽的重要財源。

問：澳洲青少年賭博問題的數據顯示什麼？

答：根據統計，過去一年有逾五十萬名十二至十七歲澳洲青少年參與賭博，合計損失逾千八百萬澳元。這個數字未計算在父母帳戶下進行的賭博活動。當家長本身視賭博為正常休閒，加上賭博廣告無分齡覆蓋體育直播，青少年從小建立對特定博彩品牌的品牌忠誠度，在合法下注年齡之前，選擇早已被廣告做好。

問：禁止賭博廣告能否有效減少賭博問題？

答：從禁煙廣告的歷史類比可見，監管有一定作用但非萬能。澳洲控煙政策（包括素裝包裝）在壓低吸煙人口比例上有成效，但邊際成本隨之急升。賭博廣告更難管，因為賭博公司可繞道——把廣告外判給Instagram影響者，透過體育贊助植入品牌，或以資訊提供者身份間接推廣。根本而言，禁廣告處理的是誘因供給，無法消除需求；只要政府仍作為既得利益者，執法動機本身就是問題。

答：澳洲人口不足全球0.5%，坐擁全球約18%的角子老虎機。2023至2024年度，澳洲人賭博損失超過320億澳元，人均蝕約1,521澳元。高風險賭徒佔澳洲成年人口16.2%，是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基準（1.2%）的十三倍。新南威爾士州平均每88人就有一部角子老虎機。

問：什麼是「扮贏」機制（pseudowin），它對賭客有何影響？

答：電子角子老虎機內置一種設計：當賭客投入一元，機器回吐七毫子，仍會亮燈、響鈴、播放勝利音效，因為在技術定義上賭客「中了獎」。但實際上蝕了三毫子。這種機制在數百次重複後，會將神經系統訓練成把損失感知為勝利，系統性地劫持多巴胺迴路。「near miss」（差一點）效應同樣被刻意程式放大，製造「再試一次就能贏」的強迫性衝動。

問：為什麼說賭博稅是一種「累退稅」？

答：賭博稅的稅基集中在低收入人群。角子老虎機密度在貧困社區比富裕地區高出最多十倍——費爾菲（Fairfield）是澳洲貧困率最高的社區之一，四分之一居民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同時擁有全國最高的老虎機密度之一，居民每年在此損失近七億澳元。政府透過賭博稅收取的財政收入，實質上是不成比例地從低收入者身上轉移。

問：貴族休閒（Aristocrat Leisure）在澳洲賭博業中扮演什麼角色？

答：Aristocrat是澳洲老虎機市場的絕對龍頭，持有約六成本地市佔率，在北美商業賭場老虎機市場亦達四成三佔有率，在美安裝機台逾七萬七千台。其五年標準化稅後淨利潤從8.6億增長至15.5億澳元。它把在澳洲社區俱樂部打磨出來的成癮設計，輸出至全球市場。

問：什麼是賭博業的VIP制度，它的設計目的是什麼？

答：VIP制度並非以高消費或技術水平為條件，而是以高損失為識別標準。一名因賭博盜竊入獄的人士揭示：他能獲得VIP禮遇，原因是持續大量輸錢；反之，長期贏錢的賭客會被賭場限制甚至拒絕入場。博彩公司透過演算法識別高損失賭客，再動用人力資源以獎金、配對充值、專屬客戶經理維護這段關係，目的是確保其持續輸錢並持續回來。

問：體育博彩廣告如何精準針對男性？

答：體育博彩廣告普遍以男性友誼和競技激情作包裝，把賭博呈現為「一班男人一齊睇波、一齊賭」的社群活動，複製啤酒廣告的情感結構。這種策略有統計支撐：九成體育博彩者為男性，70%已處於賭博傷害風險之中。「過關」（multi-bet）設計——任何一關斷纜全盤皆輸——是體育博彩版的偽贏機制，以超大賠率持續誘導加碼。

六十年前今天，北京大學出現了第一張大字報，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常被形容為瘋狂，但如果只說是瘋狂，我們就看不見運動背後的底層邏輯：集體無力感尋找人民公敵，過程的力量足以將一個社會的情緒推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狀態；而這套邏輯，亦不是中國獨有。

正如 Eric Hoffer 在 The True Believe 所指，一場群眾運動可以沒有神，卻不能沒有魔鬼；神給人方向，魔鬼給人憤怒。而憤怒，比方向更能驅動行動。Saul Alinsky 的版本更實際：選定目標，鎖定它，使它人格化，兩極化。

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最初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後來無限擴張；老師、鄰居、甚至父母，都可能成為批鬥對象。

問題不是群眾為甚麼憤怒，而是憤怒有沒有一個面孔可以對準。

六十年後今日 ，由嬰兒潮人口膨脹帶來的焦慮，換成了 Z 世代因為 AI 和經濟轉型的衝擊；大字報換成了更有效率的演算法推送，冷戰換成了中美角力的新版本；今日的批鬥大會不需要操場，評論區日以繼夜地運作。

讀歷史的時候，我們或者會問：「他們為何如此瘋狂？」

雖然說歷史不會重複，但總有教人似曾相識的畫面。所以對我們每個人，更重要的問題是：「假如在那個特定的環境裡，自己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狂熱運動，永遠都是由最初認定的的清晰目標人物，慢慢延伸到其他不夠積極的支持者，再到保持沉默的旁觀者。當沉默本身，也開始顯得可疑，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不論真心抑或假意，所有人都要用盡 120% 的誇張去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製造和攻擊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甚至漸漸出現為攻擊而攻擊的情況。

被統治者滅聲，可怕；但是被「被統治者」滅聲，就是荒謬得令人出冷汗。

一、成本是 Google 的護城河

大多數人看 AI 競賽，都在比較模型有多聰明、benchmark 有多高。Google 今次想說的，是另一件事。

在前沿模型開發的三大公司裡，只有 Google 自己有 TPU、自己有遍佈全球的資料中心基建。最新的 TPU T8 甚至可以讓不同節點協同運算同一個訓練任務。若這個投資成功，Google 就可以用遠低於對手的成本提供同等甚至更強的 AI 能力。

模型能力的差距，會隨時間收窄。成本結構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複製的；那是十年投資堆出來的；Sundar Pichai 在開場第一句就說，Google 在十年前已經 pivot 去 AI first。

二、AI 開始理解物理世界

現有的大語言模型靠文字關聯推理。你輸入文字，它輸出文字。World Model 做的是另一件事；嘗試理解物理世界的規律：兩個球撞在一起會怎樣，一件東西扔到地上會怎麼散開。

這聽起來像是學術研究，但影響是非常實際的。

Demis Hassabis 在台上示範的，是 AI 生成的影片不再出現違反物理的畫面。但我想到是更有意思的，在物理帶來製造應用的快速生成，例如用文字指令生成一個 3D 模型，然後讓 AI 模擬它在現實世界的物理表現，再輸出給 3D 打印機。設計、測試、製造，整個 prototyping 的成本和門檻，都大幅下降了。

小批次生產、客製化產品、低成本試錯——這些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資源嘗試的事，正在變得平民化。

三、搜尋從「找資訊」演變為「完成任務」

Google 起家的是搜尋器。搜尋器的邏輯是：你告訴我你想要什麼，我給你一堆連結，你自己去找。

這個邏輯正在根本性地改變。

Google 今次展示的搜尋，不再是給你一頁結果讓你自己篩選。你可以直接說「幫我找一些符合某些財務條件的上市公司」，AI 幫你篩選、整理，輸出一個 dashboard，讓你追蹤股價。你可以說「幫我計劃這個週末和兩個小朋友去哪裡玩」，AI 根據你的 calendar、你孩子的喜好、駕車路線，幫你安排好整個行程。從而帶到下一點：「Agentic Commerce」。

四、Agentic Commerce——交易佣金取代廣告收入

廣告模式在 AI 助手的世界裡，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AI 對話在感觀上屬於私人空間，多數人不會接受硬插廣告，更不會接受 AI 助手在對話裡推銷。

Google 的答案，是 Agentic Commerce。用戶在 Google 的生態圈裡搜尋、比較、決定，AI agent 直接完成交易，Google 按單收取佣金。Amazon、Best Buy、Walmart 已公開加入這個框架。每單賺少少，但規模夠大的時候，比賣廣告賺得更多，而且更直接、更難被用戶繞過。

這是一個商業模式的根本轉變：從「讓你看廣告」到「幫你完成交易」。對 Google 來說，這才是 AI 時代真正可持續的變現方式。

五、個人競爭力的定義正在改變

Google 在 I/O 上說得很清楚：agent 不只給答案，還會幫你 take action。

這句話對每一個在職場上的人都有實際影響。以前我們加入一個團隊，帶來的是技能和經驗。未來，競爭力的定義會加上另一個維度：你後面有多少個 agents 在幫你工作。整理資料、跟進任務、自動化重複工序；這些工作正在被 agent 取代，而懂得善用 agent 的人，等於同時操控了多個「員工」。不懂 programming 不是藉口；Vibe-coding 已經是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嘗試的入門方式。

真正的問題，是你有沒有好奇心，去找到一件值得自動化的事，然後去試。

美國代表團每個人都帶住自己具體而現實的要求。黃仁勳要賣晶片；Tim Cook要保住生產線；銀行家要市場；波音要飛機訂單。名單本身就是告訴大家，哪些行業中美之間還有生意可以談，哪些已經沒得傾。Google 沒去、OpenAI 沒去；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雙方都清楚那些領域根本沒有現實可行的交易結構。Nvidia 實在太需要增長和市場佔有率，美國政府也要那 15% 的晶片出口特別關稅收入。

很多分析將會面視為中美關係回暖，是過份解讀，也是老一派分析常犯的錯誤。

至於北京，也拿到了它們要的：特朗普親口說一句不支援臺獨。

中方任務完成，但真正的商業利益，從來都是另外一件事，也是千百年來矛盾的根源；隨團財閥能否各自取得所要的，難以一既而論。

朝貢制度，天朝從來不在於拒絕對方，而是完全無視提出過的要求，自說自話。甚至乎覺得：在這裡吃最好的一餐，已經給你面子，還想要利益，是不君子，不夠朋友。

無錯，天朝的思想，應該這樣解讀。

問：高市早苗這次訪澳的真正背景是什麼，單純是50週年紀念嗎？

答：奈良條約五十週年是外交理由，但真正動機是目前的世界局勢，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伊朗戰爭爆發後這條石油要道實際上已封鎖，日本原油供應嚴重依賴這條通道，澳洲液態燃料進口亦受影響。危機令澳洲意識到，自己在中東幾乎沒有直接影響力，必須依賴貿易夥伴——尤其是日本——協助疏通能源通道。

問：「準同盟」這個定性有什麼獨特分量？

答：關鍵在於是日本首相在日語記者會上主動說出，而非外界詮釋。與「特別戰略夥伴」相比，「準同盟」意味著隱性義務：若日本捲入衝突，澳洲不能說「我們只是買了幾艘軍艦」就袖手旁觀。澳洲外長黃英賢（Penny Wong）和國防部長馬利士（Richard Marles）均沒有否認這個說法，沉默本身就是一種背書。

問：護衛艦合同為何被視為里程碑，而不只是一筆軍購？

答：這是澳洲首次向日本三菱重工採購最上級護衛艦，突破了日本以往對武器輸出的限制。更深層的意義是，高市早苗在記者會上提到，目標是在印太建立共同的造船維修能力網絡，澳洲可能成為其中一個節點。賣軍艦即是賣設計底蘊，這種分享只會發生在準同盟層級的關係裡。

問：雪梨大學教授古倫的批評是什麼，為什麼他的論點有盲點？

答：古倫擔心澳洲被動捲入未經充分思考的衝突，尤其高市早苗立場鷹派——曾下令軍艦穿越台灣海峽，選在《馬關條約》131週年當日，具挑釁意味。但古倫的盲點在於，他把北京的強制行為與日本的鷹派化並列為平行現象，而非因果關係。正是中共系統性的軍事壓力和威嚇，才迫使日本走向更強硬立場。「雙方都要降溫」的均衡論述，在攻守不對等的情況下，實際效果是要求被威嚇的一方讓步。

問：澳洲有沒有能力兌現準同盟的承諾？

答：有三個明顯缺口。第一，澳洲燃料儲備嚴重不足，一個連自己能源安全都難以保障的國家，可信度成疑。第二，AUKUS核潛艇計劃面臨延誤風險，甚至有前官員提出考慮向日本租借潛艇——租借關係的出現，恰恰說明「準同盟」已不只是感情，而是相互依賴。第三，整個結盟框架從未經過公眾討論，五層文件堆疊都是官僚程序悄然推進，民主問責嚴重缺失。

香港舉世聞名是低稅率；薪俸稅封頂在百分之十五，沒有消費稅，沒有資本增值稅。但是有一種稅，很多人都知它的存在但很少有想像到影響有多大，那就是租金、樓價等等加起來的「土地稅」。

所以，香港的稅一點都不低，民眾就算不知道問題的底蘊，但是也有一定的直覺。自從 1997 年，特區政府和政工作者時常有意無地將矛頭指向地產發展商，後來甚至將地產霸權這個詞語炒作到街知巷聞。

但了解到香港的利益和權力結構就知道，地產霸權，最核心的就是政府。

由 1997 年至今，香港中位家庭月入名義升了約三分之二，但扣除通脹，實質購買力幾乎原地踏步。同一時期，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顯示，四百三十平方呎以下的細價樓，由 2003 年低點至 2019 年高峰升超過六倍。家庭入息沒有增長，但住的地方升了六倍，而那筆「差價」，就在每個月的租金裡，無聲地轉移了出去。

土地收入佔政府總收入比例，由 2000 年的 21%，升至 2023 年的 38%。這並非單純的市場結果，因為香港從來不是一個自由土地市場；政府擁有所有土地，透過批地、補地價、差餉、印花稅等，政府在每個環節都抽取了土地增值。

問題是：「這筆錢流去了哪裡？」在影片中忘記了說，在港英時代尤其是主權移交前的過渡期，大量的土地收益被鎖在土地基金，也就是當年被形容為「埃及妖后的嫁妝」的巨額財政盈餘，而這筆錢到後來就是被特區政府用各種方法蒸發掉。政府不斷膨脹，但民怨卻不斷增加，兩者的關連就是：分配傾斜到少數人手上。

道德經裡最有智慧的一句是：「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現代一點的講法，就是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家 Henry George 的論述：當土地增值被少數人壟斷而不是回流社會，增長與貧困便會共存。

香港無錯有公屋，有廉價醫療，有免費教育，但新加坡有同樣的公共服務，而且還多了一件香港沒有的核心設計：八成市民以大幅低於市場的補貼價格擁有住房。

兩個城市，政府都擁有所有土地。分別只在於：那筆土地租值，最終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結果的差異，也是非常明顯；新加坡中位家庭實質收入在過去十年持續增長，而香港卻仍然是零。

當然，新加坡也有它的問題，那可是另一個節目的題材。

香港的核心矛盾，是北京的統治者以及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如董建華、梁振英，一直想將香港改造成新加坡。一屆又一屆的政府，一代又一代的政工作者，除了挑起民眾與地產黨的利益矛盾衝突，卻未能成功改造。以水泥搭建出來的經濟增長是低質的；香港大量的經濟價值被困在土地和住屋，造成實質產業發展的遲緩。

的士牌照只是其中一個特別清晰的案例，

答：聯儲局實際上只直接控制聯邦基金利率，亦即係銀行同銀行之間最短期嘅隔夜拆借息。實際嘅市場短息同長息都係由銀行體系同市場決定。如果主席想壓低長息，要主動去市場買資產——即係 QE。而家聯儲局係處於相反嘅縮表（QT）階段，要轉向 QE 係結構性轉變，唔係單純發個鴿派聲明就做到。所以「換主席就減息」嘅期待，可能會撞到聯儲局現有 board 嘅實際限制。

問：Bessent 講「錯失窗口」係咩意思？

答：2025 年 6 月，美國財長 Bessent 喺 CNBC 訪問入面公開批評前任財長耶倫——2021 年聯邦基金利率近零時期，30 年國債孳息率得兩釐左右，當時應該 term out，將短債轉成長債鎖死低息。耶倫嗰時冇做。所以而家美國政府每年要 roll over 十萬億美元嘅債，每次重新拍賣都會以較高利率成交，慢慢蠶食加權平均嘅票面利率。Bessent 嘅 bill-heavy 策略本質上係押注聯儲局將會減息——如果押中，省息開支；押唔中，加快惡化。

問：美國國債嘅買家結構係點變化？

答：2008 年金融海嘯前後，外國央行（中國、日本等）持有美國國債嘅比例接近 50%。到 2026 年初，呢個比例跌到 30% 以下。雖然外資持有嘅絕對金額仲喺度創新高（接近 9.5 萬億美元），但係美國國債嘅總額由 2008 年嘅 6.4 萬億升到 31 萬億——所以相對權重大幅下降。邊際買家由 price-insensitive 嘅外國央行，變成 price-sensitive 嘅 hedge fund、退休基金、銀行。呢個係 term premium 而家係正數、長息持續向上嘅根本結構性原因。

問：點解我哋仲叫美國國庫債券做零風險？

答：零風險嘅意義唔係話美國政府冇可能違約——任何政府都有系統性風險，呢個係常識。零風險嘅實際意義喺於 operational convenience。如果你經營一間用美元做生意嘅金融機構，你嘅 funding 同 lending 都係美金，你需要持有美元計價嘅資產去配合資本比例要求。美國國債喺所有美元資產入面，係 conversion loss 最低、流動性最高嘅選擇。所以「零風險」係相對於 operational alternatives 而言，唔係絕對嘅 absolute safety。

問：三個 scenario 入面，普通人嘅處境分別係點？

答：最好嘅情況係物價同資產價格繼續上升一輪，但人工追唔上——靠出賣時間勞力為生嘅人變得更貧窮。次壞情況加埋資本成本上升，零息環境下苟延殘喘嘅殭屍企業爆煲，但有現金嘅大公司可以做 consolidation 接收 distressed assets。最壞情況係 10 年國債息升穿 6 釐，聯儲局被逼啟動 yield curve control 或者新一輪 QE——呢個時候黃金、Bitcoin、白銀全部被重新定價向上。三個情況入面，最受傷嘅都係冇收入流而淨係持有資產嘅人。

問：點解儲蓄已經唔再係足夠嘅退休策略？

答：傳統嘅「財務自由」計算建基於利率追得上通脹，加上一個 4% 嘅提取率。但係當通脹持續高過利率，個 buffer 跑得慢過你嘅日常支出，你就會被迫變賣資產去 cover 開支——呢個就係 distressed selling 嘅起點。最痛苦嘅地方係，被迫沽嘅時機，通常都係下一輪資產升浪開始之前。儲蓄係防守工具，但喺通脹大過利率嘅環境，純粹防守唔再夠用，需要 offensive 嘅 income flow 配合。

問：個人喺呢個環境應該點 position 自己？

答：核心原則係：收入係進攻力量，財富只係防守。如果你淨係持有資產（樓、股、儲蓄）但冇 cash flow，喺百物騰貴嘅環境你會被迫變現。所以重點唔係儲幾多，係建立可持續嘅收入流——專業技能、生意股權、有派息嘅資產、租金收入。形式唔重要，重要係佢能夠跟住或者跑贏緊個生活成本嘅升幅。同時，你揀緊嘅資產應該有內在現金流回報，唔係淨係靠資本增值——呢個區分喺一個 nominal-vs-real return diverge 嘅環境特別重要。

但最近中国出現一種聲音說：「中國人自古有自己的飲食文化，豆腐配米飯，穀物配豆類，這是傳統，這是智慧，這是千年農業文明的結晶。推崇蛋白質是被西方洗腦。」

這套說法的問題，不在歷史；無錯農業社會的人長期以植物蛋白為主食。問題在於，這個事實背後的原因；將「沒有選擇」的歷史，重新包裝成「主動選擇」的文化認同，在任何時代都是宣傳的基本操作。

更耐人尋味是這波言論出現的時間點：中國大豆進口依賴超過80%，2025年貿易戰升溫後美國大豆進口幾近歸零。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宣傳「中國傳統飲食更健康、不需要西方蛋白」的論述，是否又有點巧合？

飲食，從來都是政治。

問題在於，這套邏輯一旦倒置在人與 AI 的分工裡，就出現了一種荒謬：AI生成設計，人負責把結果「搬」出去——格式化輸出、確認、點擊發送，充當機器的打雜（transport layer）。

每個步驟都沒有思考，因為思考已外包。

工具的進步確實解放了重複勞動，但設計的能力需要持續操練才能維持。幾何學之所以是計算思維的最佳訓練，正因為它不讓你跳過中間步驟——你必須自己走過每一個推論，才算學會。

真正懂得用 AI 的人，會與機器討論方法、挑戰假設，甚至是要 AI 解釋它思考和執行的過程，然後從中反向解構出各種不同的「演算法」。

以下就是其中一例（在影片中我提到做 summary 的演算法）：

首先是「高維度的整體流程」：不論是影片還是文章，將原始內容視為一個 token 序列，逐段形成「局部理解」，再在更高一層上壓縮成「全局結構」。可以粗略分成四層：

1. 解析層：把內容切段、標記說話者、時間、段落邊界。

2. 理解層：在每個小段落內抽出命題（who/what/when/why/how）。

3. 結構層：把命題聚集成主題、論點、因果鏈、時間線。

4. 壓縮層：依照指定的用途與風格約束，將結構壓縮成目標的摘要形態。

然後是逐字稿摘要。假設是字幕或逐字稿，步驟如下：

1. 分段與標記；先按「自然語意斷點」分段，通常以 1 至 3 句為單位。

2. 根據每個分段的「局部理解」寫成「微摘要」；並標記該段的功能，例如：陳述事實、提出論點、舉例、反駁、轉折、結論等。

之後就是在更高一層上，聚類與排序，並找出每個分段中，主要實體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例如誰對誰做什麼，在甚麼條件下，結果是甚麼等？根據以上結構，整體出以下元素：

1. 背景與問題設定

2. 核心論點（1、2、3）

3. 反駁

4. 結論

當然，你也可以簡單的輸入叫 AI ：Please summarize for me _________ 。

但如果你想每次得到的輸出比較一致，下次可以在 AI 給你滿意答案之後，請它解構自己是如何完成你所交代的任務，將過程寫成可以重覆使用的 skill ，同時也提升自己思考程序的能力。

香港一包合法香煙，要90幾蚊。過咗關口，同一包煙只係 20 至 30 蚊。唔使學過經濟學都知呢個價差代表乜。2024 年，香港海關三萬幾宗執法個案，有 68 %係走私煙。2025 年仲多。海關每年緝獲六億支，只係冰山一角，截唔到嘅係冰山底下，先至禾味。

問題係：呢啲走私煙係邊度嚟嘅？

然後你諗一諗，全球最大嘅煙草公司，究竟係邊一間？有邊一間公司，可以每年向北京交超過兩千億美元嘅稅收？

香港控煙最基本嘅工具：加稅、禁煙、大圖大字警示；偏偏中国過去二十年來，逐樣逐樣阻擋。中国 2005 年簽署 WHO 嘅控煙框架條約，但翻譯嘅時就用咗中国式嘅方法。後來中央政府想立法控煙，竟然被全國人大阻止。地方政府逐個城市想控煙，點知一樣被阻。

但係，點解香港就禁電子煙又大幅加煙稅，加到明明係全世界吸煙率最低嘅地方，偏偏又係私煙問題最嚴重嘅城市？

簡單嘅經濟學話我哋知，煙稅加得太高，自然會搞出呢個局面。但如果你再問深一個層次，就係啲私煙係邊度供應，成個故事忽然立體咗。

2019 年，我見有人喺Facebook貼圖話：「香港買煙等於支援特區政府」。嗯，買走私煙，可能只係支援另一個政府。

澳洲的 NDIS（國家殘疾保險制度）也只不過是世上眾多「好心做壞事」的其中一例，但我想借這個例子去解釋，為甚麼選舉政治只是民主社會其中一個元素；是必須的，但不完全的（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

北韓有選舉。很多威權國家都有選舉。

但威權政府最無法容忍的，不是選舉投票，而是言論自由。單從這個不對稱，已經說明了一切。

選舉的功能，說到底只有一個：告訴當權者，我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把你趕下台。這本來是一種約束機制，而不是一種「表達」機制。你投了票，不代表你說了什麼；你沒有投票，也不代表你放棄了政治。

真正的政治參與，始於公民能否理智地說清楚問題所在，而不是簡單的你支持哪一隊。

可能有人會說，選舉至少能讓壞的領導人，兵不血刃地下台，這總比沒有好。這是對的。但這個邏輯的前提是，你知道誰是壞的領導人，以及為什麼他壞。知情這個大前提，依賴是言論自由的空間，以及理性的討論。假如有言論自由但沒有理性討論的能力，那只是率性的鬥誰的音量最大，結果就是讓固化的利益結構，更穩如泰山。

回到 NDIS 的討論。

2021 年，澳洲聯邦政府已看出 NDIS 快要失控，提出改革。當時在野的工黨影子部長卻稱改革聲音是「全面攻擊」，發動業界反對。四年後，工黨的在野部長先是做了 NDIS 部長，然後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爛攤子。繼任人推出的改革，方向與四年前幾乎一模一樣，代價卻已翻了幾倍。

選舉政治之所以難以根治腐敗，根本原因在於政客是代理人，不是主人。代理人服務的，是能給他最直接利益的人：有組織的遊說群體、有動員能力的業界、有選票集中效應的受益階層。廣大納稅人的利益是分散的，每個人的損失太小，不值得花時間去動員；而既得利益者的損失是集中的，他們有足夠的誘因去反撲。

這種利益集中程度的不對稱，在任何制度下都成立，與政客是否清廉無關，亦與政制是否有民主選舉無關。

更深層次的陷阱是，每次「改革」往往製造新的既得利益。政府為了整頓無牌供應商而設立登記門檻，結果能夠過關的那批人，就從競爭者變成了改革下的合謀得益者，從此成為維護這道門檻的最忠實盟友。監管越嚴，業界整合越快；整合越快，政治結盟越牢固。改革者以為自己在收窄漏洞，實際上是在鞏固一個更細、更有組織、更難撼動的既得利益階層。

真正的出路在哪裡？

首先要承認：沒有捷徑；但有條比較誠實的路。

真正的民主社會，並非在投票站裡，而是在公共輿論，是全天候 24 小時的監察。最基本是錢為甚麼、去了哪裡、誰在背後受益等。當然，這種功夫是很費力，也不如罵幾句政客來得痛快。

但這是唯一真正讓既得利益者感到威脅的事。

將分配利益的權力交托予政治代理人，無異於「叫狐狸去看守雞棚」；有些人覺得某些狐狸比別的狐狸更可信；假如出了問題，就換隻狐狸試試。

讓我說得更直白：「A黨、B黨、C黨⋯⋯說到底只不過是『死法』（宰割的手法）有分別。」

這幾天我也在反省一個問題。當我說選舉政治的結果，最終都是一樣，有些人覺得很奇怪：「怎麼可能？我支持的那個政黨，主張明明就是不一樣。」

每個政黨都有它的支持者，認為自己才支持的，就是跟對方的、別人的截然不同。

我所講的「一樣」，所指的是那種以權力換取利益和支持的現實。

說到這裡，不如讓我引用 Bastiat 在 1848 年所寫的一句作結：

The state is that great fiction by which everyone tries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everyone else.

我粗略的翻譯就是：

政府，是個讓所有人都以為可以佔到便宜的幻想。

當然，有些人覺得，自己只是不想被別人佔便宜，所以支持某個政黨，天經地義。我明白這些朋友的感受。可惜，他們所支持的那些政黨，卻不是吃素的狐狸。

剛才提到「誠實的路」，就是不必由政府去做的事，都交回公民社會和社會去做；不應由政府去做的事，明文禁止政府僭越擴權；並且緊記，政府永遠都只是必要之惡。

必要之惡，就是惡；制約這惡，必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否則，就應驗了 Lord Acton 權力腐化的那句名言。權力腐化的過程跟通往地獄的路都是一樣，由善意築成。